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孝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孝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孝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 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 “楚歌声” 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如今，刘邦携天下之众，而自己众叛亲离。战乱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势易时移，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說：“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決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有人认为《夕阳箫鼓》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浔阳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有较大差异。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改编自《夕阳箫鼓》管弦乐曲，更是直接取名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的曲情基本来自《春江花月夜》的诗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诗人，甚至不入《旧唐书》人物列传。《旧唐书》只是在贺知章的列传里简略的提到了张若虚。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一起被誉为吴中四士。贺知章是初唐著名诗人，张旭是书法大家，两人都是杜甫“饮中八仙”诗中的绝顶人物。相比之下，张若虚的名气远远不及与贺知章和张旭。《全唐诗》里只有两首张若虚的诗，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为《代答孤梦远》。
张若虚虽不著名，但他拥有这首被后人称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个天才辈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为乐府旧题，属乐府清商曲，据说此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在隋唐时较为流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调与境界远在同题的宫廷诗之上。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此诗一开始便立意高远，气势雄浑。从春江到海潮，从江树到花林，从月升到月落，从现实到梦境，张若虚给世人描绘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图景，苍茫深阔，静谧优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四句，历来被认为包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没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此诗结尾有游子思归、离愁别恨等情绪，虽略显感伤，仍不减大气。
奇怪的是，从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评价道：“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 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中说此诗“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评此诗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春江花月夜》的评价极高。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认为，该诗一脱宫廷空洞艳体之诗风，“清除了盛唐的路”，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因而，“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闻一多进而称之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兼具初唐气度和盛唐气象。博大，进取，宽容，唯美，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时代气质”。身处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张若虚，其作品不自觉流露出时代的“脉象”，这是很自然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近来“盛世”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正如本篇引言内指出，春节晚会舞台上的大对联中的“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即是一例。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盛世，即汉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并暗示中国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盛世。
大路看来，康乾盛世是不可以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的。汉朝和唐朝的盛世，中国领先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康乾时代，清朝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有值得称道的表现，老百姓的生活也较为丰足，但国家发展水平已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唐朝灿烂的文化相比，康乾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代之一。遍观有清一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变得极为僵化而守旧，不见半点雄浑豪放的诗情，不见多少流传后世的大作。清朝的悲剧性结局难道与康乾盛世时的自我封闭、文字狱、思想禁锢毫无关联么？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个。《夕阳箫鼓》的琴声阵阵传来，绘声绘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做古曲《渔樵问答》的妙解。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话并非正解。虽然此曲有一定的隐逸色彩，能引起人们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内中深意，应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及“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父、樵子的一席对话解购于无形，这才是乐曲的主旨所在。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渔父做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
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执意欲“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中国自古以来有渔樵耕读的说法。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渔樵耕读四幅图。渔图和樵图画的分别是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耕图和读图画的分别是舜教民众耕种的场景和战国时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樵次之。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附： 《渔樵问答》之对话内容
《渔樵问答》也是一首琴歌，由琴伴唱。这里录歌词如下：
渔问樵曰：“子何求？”
樵答渔曰：“数椽茅屋，绿树青山，时出时还；生涯不在西方；斧斤丁丁，云中之峦。”
渔又诘之：“草木逢春，生意不然不可遏；代之为薪，生长莫达！”
樵又答之曰：“木能生火，火能熟物，火与木，天下古今谁没？况山木之为性也当生当枯；伐之而后更夭乔，取之而后枝叶愈茂。”
渔乃笑曰：“因木求财，心多嗜欲；因财发身，心必恒辱。”
樵曰：“昔日朱买臣未遇富贵时，携书挟卷行读之，一且高车驷马驱驰，刍荛脱迹，于子岂有不知？我今执柯以伐柯，云龙风虎，终有会期；云龙风虎，终有会期。”
樵曰：“子亦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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