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并高于生活真实，而且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我国，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民族民间音乐丰富多彩，犹如繁茂的鲜花，竞相争艳。它涵盖的艺术种类繁多，包括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及民族器乐等等，它们都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巩固凝聚各族人民团结的有力武器，对于保持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审美性，并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精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虽种类繁多，但一般都体现出如下特性：
其一，创作的集体性与音乐资源的共享性。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并非由某个个别的专业音乐家创作而成，而是归功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仅创造出丰厚多样的物质财富，还创造出绚丽多姿的精神财富。这些音乐的创造与人民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联。比如民歌中号子这一艺术形式，就是一种与群众劳动相伴随的，带有呼号性的歌曲。这种歌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节奏的韵律美和浩大的气势。在劳动中，人们常常唱起号子，由此协调了人们的劳动动作，鼓舞了劳动的干劲与热情以及缓解了劳动过程中的疲乏。又如采茶歌舞，她来自于我国南方地区采茶这一劳动过程。面对郁郁葱葱的茶园，采茶女禁不住唱起歌曲小调，沉浸在幸福的丰收美景中。舞台上，采茶女肩背竹篓，欢悦的歌唱伴以优美的舞姿，再现出“十指尖尖采茶忙”的动人情景。民族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劳动人民才是她的真正主人。从某些由集体创作而来的音乐艺术样式来看，往往体现出劳动人民在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方面的一致性与集中性，而这样的民间音乐才深受群众的喜爱，并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成为人们共享的音乐艺术资源。提及民歌小调《茉莉花》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并且随着普尼契歌剧《图兰朵》而名扬海外，成为全世界共享的艺术资源及精神财富。
其二，创作的即兴性与传播的口头性。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与劳动人民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能歌善舞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劳动人民而言，他们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音乐创作技巧的训练，但是创作起来竟是如此的自然，乐调旋律是那么的精炼顺口，完全不似专业创作者需要几经咀嚼甚至费劲心思，方能拿出好的作品来。这就表现出民族民间音乐创作的即兴性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即兴性，才使得我们的民间音乐永葆鲜活的生命力，并成为专业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在传播方面，我国的民间音乐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它最初是靠劳动人民的记忆与口头方式，才得以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发现记谱的方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象现在这样发达。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民间音乐的乐谱、文献资料等书面的记载形式，是在人们充分认识到民间音乐的艺术价值之后，自觉地挖掘与整理出来的，而要谈及民间歌调的演唱以及民间乐器的演奏，还是要靠口传心授的。也正是这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即兴创作，也加速着民间音乐的变异，从而出现一些同名异曲的情况，使得我国民间音乐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我国秦筝流派中的客家与河南筝派。其中广东客家筝派与河南筝派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为中原居民从魏晋时期开始经过几次较为大规模的迁徙，从中州（即今天的河南一带）迁徙到了大浦等地，形成了客家文化。客家人民在传统文化比如音乐等方面沿袭了中州的一些传统，但是又受到当地地理及人文的影响，而演化生发出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文化体系及上面所提到的客家文化。细细品味客家筝乐与河南筝乐，的确有一些相似接近的地方。但是，今天的客家筝与河南筝以俨然成为两个互相独立、各具风格的流派，而这正在于它自身的变异。当然，口头传播也容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在口传过程中，音乐曲调的散失、人们长时间过后的遗忘等等。音乐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只见到有文字记载曾有过某乐曲或歌调，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传播方式的原始落后，使得原型已经无从考证，甚至成为一个千古不能破解的谜。
其三，审美情趣多样性与一致性的有机统一。我国地大物博，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的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从而拥有各自不同风格乃至品味的民间音乐，表现出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蒙古族擅长气息宽广悠扬的长调，苗族喜唱欢悦轻快的飞歌等等。地域的不同影响了审美趣味，造成多样性的特点。比如北方音乐给人以质朴纯厚、豪爽大方、豁然开朗的感觉；而南方音乐则不骄不躁，似娇啭莺语喃喃道来，渗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浓浓韵味与色彩。这对于不同地区同名异曲的音乐资源来说，表现更为明显，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南北方各地民间音乐小调《茉莉花》、《绣荷包》，比较一下就知道她们的不同。江苏小调《茉莉花》委婉含蓄，娇柔妩媚，赞美了茉莉花的洁白无暇，芬芳四溢；而河北小调《茉莉花》音乐则诙谐多情，幽默风趣，自然流畅。此外我国的民间音乐还体现出风格上的一致性，划分的主要依据就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时代。对于西方音乐，表现自然是明显的，虽然作曲家的主体个性、心理结构、精神气质、个人喜好等因素不同，创作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却纳入了同一时代特色这一轨道中，比如西方的古典主义音乐、浪漫主义音乐等等，都以时间段为划分依据。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在内容等各个方面也呈现出这样一种色彩。比如在奴隶制、封建制时代，劳动人民以民歌的形式来鞭挞统治者的残酷统治，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则用歌曲等形式赞美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歌唱起新生活。无论民间音乐是怎样的丰富多样，她始终会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前提之下，目的自然是在于繁荣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虽然十分得丰富多彩，但是有些并没有很好的被重视起来，有的在目前只是一些潜在的、等待开发的资源，甚者有一些正在濒临着灭绝。等等一系列现象反映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所处的劣势，在音乐文化市场、音像市场中，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明显不敌欧美、港台乃至大陆流行音乐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之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怎样在新时期，保护并发展好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也成为值得考虑、探索乃至最终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发展，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民间采风制度，专家组团实地考察，搜集整理一线资料。实地考察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实施因地制宜的保护与发展策略、对于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并制定不同的方案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专家学者可以从土生土长的乐种中吸取营养，汲取素材，为个人创作所用；可以增加自身对音乐文化或音乐现象论证评论的真实性、精确性和权威性。而专家学者贵在求真务实，而不能主观臆断，“躲进小楼成一统”地搞研究；只有贴近大众、贴近生活才能使自身的论证有着充分的依据。作为即兴创作与口头传播的民族民间音乐而言，我们需要专家学者们的挖掘、整理与评介，有时也需要他们的呼吁和倡导，从而唤醒人们的保护意识。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国文艺界便重视到对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比如在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编撰出版的“中国文艺十大集成志”等等。在这些文艺集成卷中，包含着许多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和民族器乐曲，这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而且也拯救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使得我们现在还能在少数民族地区欣赏到曾经一度濒危的歌舞等音乐文化。这些书卷自然凝聚着编委及专家学者们的心血与汗水。谈及去民间采风，我不禁想起当年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对盲人阿炳所创音乐的拯救。是啊，假如没有我们这一位可敬的先生以及他那为民族音乐贡献毕生精力的精神，恐怕我们再不会听到《二泉映月》那如泣如诉的盲人的心声了。
第二，搭乘现代传媒的便利快车，使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广而告之，实现真正深入民心。搞调查，出专著，固然是保护乃至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有效方式，但是所涉猎的受众群似乎并没有那么广泛，而差不多仅仅局限于专家学者等高文化水平这一受众群体。问题也正在于我们能不能以感性、具体、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培养一个稳定的民族民间音乐受众群。答案是肯定的。在现代传媒飞速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近几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南北民歌擂台赛的形式，倾心打造了包括《茉莉花》、《绣荷包》、《回娘家》、《放马山歌》等在内的十集中国纯美民间音乐小调集，此举受到业内人士以及广大爱乐同仁的普遍好评。该小调集通过现代传媒的数字化录音等方式，将诸多国家级歌唱演职员以及民间歌唱艺员的歌声记录下来，实现了高保真的质量；里面不仅有高亢激楚的西北风，也有江南水乡的柔美调，祖国各地的代表性民间音乐小调都被囊括进来，以原生性、乡土味等特征吸引着人们的视听感官。该小调集的出版发行增强了民族民间音乐对人们的感召力，填补了我国音像市场的一项空白，成为欧美、港台音乐风靡的音像市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她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以乡土、原生的特色再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给人以喧闹世俗之外的朴实真切的审美感受。另外，专门致力于传播民间音乐文化的栏目也成为电视文艺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比如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作为音乐频道的一个黄金档节目，它的宗旨在于挖掘整理祖国各地原生态的民歌，每周充分展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民歌。可以说，搭乘中央电视台这一航母，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可以实现远播，通过原生态文化艺术魅力的展示达到对人们挖掘传统并保护传统、继承传统信念的召唤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下节目纷繁芜杂，低俗化普遍化的整体环境中，保持高雅的格调、文化寻根的心态，虽艰难却尤为难能可贵。借助新媒体来加强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可以建立起专门的数字化的民间音乐数据库，让隐匿在纸媒里的动听旋律实现传播媒介的转换，不仅更加方便储存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还可以通过便利的网络从异地获得自己想要得资料，真正实现民间文化资料的全民共享，从而大大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创作、研究效率。
第三，把握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经济的最佳契合点，支持各项繁荣民族民间音乐的赛事。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价值，也越来越懂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规律，而许多种民族民间音乐也被推介给国外的爱乐人士，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当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祖英的歌声相继飘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与悉尼歌剧院音乐厅，再到2006年10月12日晚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厅的个唱，我们国人不禁为我们祖国有这么好的音乐而感到震撼，感到骄傲与自豪。本土的音乐被推介给外国友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一种文化的散播，也关乎一个民族民间乐种的传承。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有些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者受到经济利益的趋势，使得保护并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初衷遭遇尴尬；使得本来被看好的、极具可实施性的决策遭遇瓶颈，更有甚者竟把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变成了经济利益的婢女，使原本朴素纯朴的民间艺术蒙上了一种很深的商业性色彩，从而改变了本土民间音乐艺术的乡土味，也自然不自然地造成了令人痛心的音乐文化价值的损失。由此，搞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实乃一项重要的任务。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者、创造者来说，应该本着适度利用的原则，使民族民间音乐在有着充分的经费支持，从而能使民间音乐的发展有着反哺的养料；能够提高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又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近几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共同举办中国西部民歌电视大赛等相关赛事，诸如此类的民间音乐赛事无疑是保护与发展民间音乐的良好计策。在历届西部民歌大赛中，全国各地的民间歌手、民歌艺员齐聚一台、同台献艺，完美地演绎了我国各地域、各民族的不同风味的民间歌曲。诸如西北潇洒爽朗、山野味十足的“花儿”；粗犷抒情、气息宽广的蒙古“长调”；青藏高原藏家同胞欢快动人的“长歌”；新疆维族诙谐有趣、边歌边舞的双人歌唱等等，让电视机前的人们饱享耳福。赛事的举办，本身就推动了民间音乐在全国的传播，使群众对民间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台上的歌舞等已经被舞台化，有着全新的视觉、听觉感受，当然会给人以全新的视听冲击，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势在必得。就拿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来说吧，晚会节目中有两三个有关民族民间音乐、民间音乐文化的串联节目，比如《争奇斗艳-民族风》这一节目中，观众一会领略到维族胡旋舞的飘逸洒脱一会儿便沉浸在蒙古男子粗犷强悍的筷子舞的舞姿中；一会儿倾听壮族气势磅礴的群体歌唱；一会儿又拍手叫好于基诺族那整齐优美的木屐舞姿中。另一个则是《争奇斗艳-花对花》这一节目，节目中汇集了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有关花儿的民间歌曲小调，听来是那么得顺耳，给人以言语不尽的美感，一种乡土气十足的味道。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为民歌的传承、发掘和各地文化艺术团体的交流搭起了平台，连一些地方也开始了拯救民歌的漫漫征程。广西南宁的民歌节、山西左权的民歌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周知的两大品牌赛事活动。除了举办歌赛之外，央视还十分注重后期宣传这一举措，工作人员还开辟了有关歌赛的网站，人们可以随时从网上拉取有关民间歌曲等音乐文化的资料信息，也可以在线欣赏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某些歌手的精湛的表演。这一举措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又是十分的长久的。
第四，体现时代精神，实施精品战略，真正使之成活并传播开来。民族民间音乐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人民是她的主人，拥有她，共享她。诚然，她有一定的受众群，在人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声誉。但我们仍有必要拿出某些民族民间音乐作为创作素材，通过精心创编与打造，使得原本土得掉渣的民族民间音乐上升为精品或是经典，使之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取向获趣味上来，摆脱仅局限于某一定地域的审美观念这一束缚。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许多民间歌曲小调，都是经过多次的改造与完善的，否则，她不易在人民中间形成在审美观上的共识，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经典，也不会那么得久经流传。如今的《木兰诗篇》就是一个打造品牌典型实例。花木兰的英雄形象和替父从军的英勇事迹已是家喻户晓，在我国多种戏曲剧种中，反映花木兰这一人物形象的有很多，而以豫剧《花木兰》最为著名。她是一代豫剧艺术大师常香玉先生生前留给人们的一部经典之作，而《木兰诗篇》也来自豫剧艺术的故乡——河南。河南省歌舞剧院对花木兰形象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她集戏曲、歌舞、交响音乐等艺术于一体，又紧跟时代的步伐，处处体现出创新与发展。她的晋京上演受到首都音乐界乃至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后来，该剧经过了首都权威的再一次扶植与雅正，著名歌唱家戴玉强与彭丽媛的加盟给该剧又增添声势。据说，该剧入场券卖得是异常火爆，称该剧乃时代的精品也实不为过了。将原生性的民间音乐升华为经典，的确是保护与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措施，那样会使她更易走进千家万户，深入民心，从而使她不断地更新乃至传承下来。当然，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也应该具备现代品牌意识，应该懂得利用音乐传播的后发效应，要让出巨资打造出的精品真正地活在民众的心中，而不是仅仅为了评奖而去搞创作，对于真正的精品，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也不应把他珍藏起来，作为博物馆艺术，而是增加民族品牌的演出场次，提高民族品牌的竞争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曾经一度低沉的民间音乐市场低落的状况。
第五，教育战略要有新举措、新起色；培养“根”文化意识，从娃娃抓起。在世界各国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受到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漠视乃至奚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因为教育工作上的脱节。有些人（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人）尾随欧美流行音乐，沉溺于靡靡之音乃至重金属的狂闹世界，完全为追求感官享受，而全然置自己本土的音乐文化的美于不顾。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仅贬斥民族民间音乐所谓的“老土味儿”，还常常讥笑那些喜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士，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在讥笑面前失去了方向与判断，盲目地成为欧美港台流行风的追随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根”文化意识的薄弱，而这归根到底又在于本土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失当。谈及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我们的确应该向日本人、韩国人学习学习了。或许我们现在仍沉浸在大唐乐风对日本深厚影响的昔日辉煌中，殊不知，当年我们送出的音乐等文化如今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在我们本土却早已找不到了。据悉，日本政府对少儿进行传统音乐等文化的教育，规定中小学生每一个学期至少观看一次日本能剧；韩国政府也规定少年在教师的指导下，揣摩与体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含义，并借以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等等。而反观与审视一下，我们国家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确应该反思一下当下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模式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在内，实乃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国际风云变幻、世事突飞巨变的时代，我们必须要保护好这个所谓的“根”，惟有此才能保持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坚强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我们的政府也不会对外来音乐等文化给本土所造成的冲击袖手旁观，我们也已经认识到从娃娃抓教育尤其是传统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国内已经陆续地开办了诸如全国少儿戏曲艺术电视大赛等相关赛事，我们由此也理应觉得欣慰，但是，此类工作是需要深入开展的，而不能使良好的开端昙花一现，只图表面繁荣，不求长远。
第六，提高全民保护意识，迫在眉睫。劳动人民是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者，是她的真正主人，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发展也固然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全民的义务与责任。纵观以往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这一事务，我们对专家学者的依赖似乎太重了。有时候尽管专家学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所预料的事情未能凑效，比如因经费的缺乏而不能使研究成果诉诸出版，更不用说什么发扬光大与取而用之了；再比如因为保护策略与当地人民利益相抵触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从而使保护工作大打折扣，等等这些确实成为专家学者工作中的一道障碍，最终结果可想而知：专家学者工作上的努力不讨好，陷入上演独角戏、无人应和的尴尬境地。更有甚者，有些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被当地人拱手送给了来本地观光旅游的外国游客，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我们应该懂得，专家学者起着领头雁的作用，他们的一系列工作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是需要大家的“友好”竞争的，是需要比赛的，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扔给专家学者，自己只图个对研究成果的享受。为此，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必须加大宣传与呼吁的力度，解除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的自我封闭意识，使得更多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音乐现象实现全民共享；又要唤起人民群众自觉约束的意识，力除不当保护行为，使他们投入到合理、有序而规范的保护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构成我们民间音乐文化的独特文化大观。然而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容不得我们沉浸在丰富多彩、涵养深刻的文化景观中，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文化进行发掘整合的时代，这种所谓的发掘整合正有利于拯救濒危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音乐现象，有利于他们的进一步传承。对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我们国家很多省份都已经重视起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与发展这一工作来，都制定了相关的策略，有些省份比如云南省更是打起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这一面大旗，力图将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变为本省经济乃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良好契机。这在全国有着很深的借鉴意义，是其他省分理应模仿与学习的。正是由于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各方面的考察与研讨等工作，我们才能依然听得到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的音乐，比如纳西古乐，福建南音，潮州音乐等等。在突飞猛进的崭新的时代面前，我们觉得欣慰，因为我们有些古老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被发掘与保护了起来，并且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而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点成绩而固步自封。只要我们每一个国人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也就多一些艺术生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与努力！
《民歌·中国》旨在全景展示中国民间艺术，为民歌提供一个展示平台。栏目组奔赴民歌聚集地，以记录形式记录当地风情、民俗。该栏目系列化开拓了中国民歌艺术的视野，大力推动着中国民歌艺术的发展。
作者简介：韩建勇，1982年生于山东阳信，古筝启蒙于山东古琴学会会长、诸城派古琴传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高培芬女士；山东艺术学院期间，经常拜访山东筝派著名古筝演奏家、代表人之一的韩庭贵先生，并受先生教诲；浙江大学读研期间，专攻广播电视艺术研究之外，业余研究古筝艺术至今，发表文论多篇。现今运作清平乐琴筝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