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甲骨文象形，是上面一个“个”字形，下面一个“口”字形。像三个爪的“手”，提一个容器。[甲骨文：一期，乙六六九三；前八·七·一等。]以后字的上部变化为“小”字形，像今天楷书的竖心旁；下部变化不大。[甲骨文：一期合一七八；乙七七五一等。]同时，钟鼎有写成上部一个“§”形，像隶书丝字的一半，下部没有变化。就是今天“绳”等字的偏旁：绞丝旁儿[缶鼎]。也有在竖心旁下部加一点的[蔡侯缶]。在“竖心旁”上半部加一点的比较少见，可能是刻画时的笔误，如果是当时的规范字，那就完全是今天“否定”的“否”的甲骨文字形。小篆“否定”的“否”，就是在甲骨文缶的上部加了一点[后扩为一横]。有理由认为“否定”的“否”就是容器[乐器]缶的假借字。就像“我”[本人、自己]这个字是假借兵器“我”[要一人扛的板斧]一样的字。
缶，肚大口小有盖的瓦制容器；与壶一样是盛酒的容器。区别在于，缶是放在室外的盛酒器；壶是在室内使用的盛酒器。《礼记·礼器》记：“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稍小的缶，也用来汲水，这就是甲骨文“缶”最早字形的本意。《左传·襄公九年》载：“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陈畚挶；具綆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巡丈城，缮守备。”说的是，在大规模火灾形势下，在火没有烧到的区域，进行消防守备，和灭火准备。“具綆缶，备水器”，“綆”是汲水用的绳子。成语：“綆短汲深”，说的是吊桶的绳子很短，却要打很深的井水，比喻能力小而责任重大，是谦辞。“綆缶”，就是汲水瓦罐，应该是桶的雏形。杜预注：“缶，汲器。”陆德明释：“汲水瓦器”。清，段玉裁记:“缶，有小大，如汲水之缶，盖小者也。”
以前谈过，很多乐器的前身都是生产工具或用具。打猎的石头，原始人“拊石击石”听声音，作乐器用。冯谖弹铗而歌，铗就是剑。作为乐器的“缶”，就是生活用具装酒的小缸、汲水的瓦罐。如果生产出来的缶只作乐器使用，那对它的就增加了“好听”、“能敲”的要求。仅就造型，它同样可以装酒、汲水。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元素，陶罐、瓦罐是中国人至今还在使用的生活用具。“瓷”CHINA是外国人称“中国”的语音、语义元素。《诗经·陈风·宛丘》载：“陈一之十二，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坎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翳。”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缶已作为常用乐器使用；而且鼓、缶是不同的乐器。
乐器缶，一般作为伴奏乐器使用，“以四杖击之”。先从中原传至西域，中原少用后，西域仍在用，被秦继承，成为秦的特色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击之。”缶，中空，击腰部发声如罄。《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謌。”当时，唱歌一般要用缶伴奏。《易经·比卦》记：“不鼓缶而歌”，不好。
由于缶的历史久远，现今留下了与缶有关很多的故事。
李斯《上书秦始皇》：“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汉书·杨恽传》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中最著名的是“秦王为赵王击缻[缶]”。
赵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赵使蔺相如奉璧入秦，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把和氏璧拿给宫女及左右的人传着看，“无意偿赵城”。蔺相如说；“璧有瑕，请指示王。”持璧，倚柱，“大王无意偿赵王城”，“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破壁，忙道歉，叫人“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蔺相如以斋戒为辞，派人从小道把璧送回赵国。秦臣要杀相如，赵王不许，而“廷见相如，礼毕而归之。”蔺相如完璧归赵，被封为贤大夫。其后，秦赵“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蔺相如陪赵王。赵王派廉颇“盛设兵以待秦”。渑池宴会，秦王借酒性，叫赵王“鼓瑟”，秦御使书：“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请奏盆缻[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择，为一击缻[缶]”。相如召赵御史书：“秦王为赵王击缻[缶]”。秦臣要请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也请秦咸阳“为赵王寿”。廉颇布有重兵，“秦不敢动”。即归赵国，蔺相如被“拜为上卿”。
如此简单又不简单的乐器“缶”，引出了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可见，缶是圆形的，缶是从腰部击打发声的乐器。从上往下击打的应该是鼓。鼓与缶是两种不同的乐器。鼓和缶都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乐器。（觅水一滴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