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凡能对历史作一点说明的遗物，大多会有人收藏，一张经历千余年数百年的传延，又大抵历传文人名家之手的古琴，则更是受琴人行家青睐。
古琴与一般乐器不同，不少古琴有着各自象征性的高雅诗意的名字，如“九霄环佩”、“春雷”、“虎啸”等。北京故宫所藏的“九霄环佩”、“玉玲珑”、“大圣遗音”、“飞泉”等几张唐代名琴，不论年其年代、形制、音色堪称奇珍，早已举世闻名。古琴的民间收藏则更是可观，一般弹琴有点年头的琴人家藏大都会有明琴或明代以前的古琴。仅我所见北京的唐琴“春雷”、“长风”，沈阳的“飞瀑连珠”，天津的“隋珠”、“老龙吟”，扬州的“马琴”（无琴名，因系北宋马希仁制，琴人习称“马琴”），香港的“飞泉”，上海的“松石间意”、“铁鹤舞”及本人所藏的“蕤宾铁”、“正吟”等古琴，都是名贵而难得的珍品。每当高朋好友往来时，捧出宝琴敬请观赏弹奏以尽雅兴。所以收藏古琴如同收藏名画一样，是历代琴家文人的一种雅玩，虽清淡却意趣无穷。
琴家爱琴虽不能说都是视琴如命，但远远胜过于珠宝金银的说法是不夸张的。沈阳顾梅羹先生所藏的“飞瀑连珠”，是一张明代名琴。桐面梓底周身漆黑光泽鉴人，腹款“皇明宗室云和道人亲造”，蛇腹断纹清晰精美，音色清越圆润。其主人爱不释手琴不离人，即使为避战乱逃难时，顾老置家产不顾只身一琴奔南走北，可见其一腔琴情。数年前曾听四川长者说及50多年前成都琴家裴铁侠的一件轶事：裴丧偶，地方一家藏名琴的绅士慕裴名而许女婚嫁，而裴则慕其藏琴提出要以此琴作为陪嫁即答应婚娶，这真是“项庄舞剑“意在琴也。
我所收藏的宋琴“蕤宾铁”也有一段故事。七十年代初“文革”后期，古琴尚属要扫除的封建主义的“四旧”范围，一般人弃之犹恐不及。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蕤宾铁”琴，满身斑疤，一派残破之相。然12个金徽尚存（只缺第十三徽），断纹清晰，叩击板面，声音古朴松透，非一般平庸等级，估计会有一番来历，因此急不可待地用当时尚属可观的代价购得。自此以后翻读琴书古籍时常留意有关“蕤宾铁”的片言只语。时日不负我，数年之后终于探得它的“身世”，原是杭州玛璃寺住持芳洲法师所藏的两张琴中的一张。元人张伯雨有“蕤宾铁琴诗并序”称曰：“……其蕤宾铁之谓欤芳洲所蓄，琴体制合古篆铭特佳，近代所希有，因发其义赋诗一章……”《琴史续》引《蕤宾铁琴图题咏》的记述则更为详实：“……四方贤士过西湖之上，必往访之。芳洲对客拭此琴，蛇腹绚烂光彩射几席，手拂指调，响振林木，清越高亮……”类似内容在《西湖志》上也有记载。而我收藏的“蕤宾铁”琴正符合了记载中“体制合古”“篆铭特佳”“清越高亮”等特征。查悉芳洲法师为元初时人，那么“蕤宾铁”琴当为宋琴无疑。
古琴的流传历来有两种方式，一为买卖二为传赠。前者无须厚非，智者仁者各有所见，而后者却是值得大加称道的。南京的著名花鸟画家张正吟先生是我学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家藏四张古琴，他爱琴也爱学生，为了“发挥古琴的作用，又能让学生充分施展才华”，将三张琴赠与三位得意弟子。传给我的是一张无名琴，先生在赠送时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都曾提及“相传是宋李清照遗物”。琴背原刻有两行阴文鎏金隶书楚词体诗句：“□山之桐，斫其形兮，冰雪之丝，宣其声兮。□□□□，和性情兮，广寒之秋，万古□兮。”文字镌刻十分俊美。因本无琴名，后征得张正吟先生同意，刻琴名为“正吟”，一则为谢恩师，二则以永不间歇地弹奏吟响之意作为自勉。我的另一张宋琴“春雷”是受赠于两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人李剑华胡秀枫夫妇，近20年的交往中他们对晚辈的我及我全家关心倍至。每次登门拜访时，二老与我讲通鉴、通史、红楼、史记，乃至剧本、音乐的创作评论，使我获益良多。女主人少时也曾习弹古琴，后藏“春雷”琴一张。十余年前曾请北京古琴家鉴定，认为是一张音色上好的宋琴。某一日闲谈时，女主人很平淡地问了一声：“‘春雷’琴音真的好吗？”我答道：“确实是张好琴。”随后即是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语：“那就送给你！”一段时日后老人还来电催我去取琴。我总以为以琴相赠是一件大事，因此建议举行一个小范围内的授琴仪式，以示庄重及对两位前辈的敬谢。琴主人又淡淡地说：“宝剑赠与壮士耳！无需仪式，拣个好天气你来拿去。”多年的交往，使我对老人有不少了解。他们和“正吟”琴主人张正吟先生一样，珍视传统道德，热爱传统文化，希望年轻的一代能接好他们的班，好好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我受赠的两张琴不在于“相传李清照遗物”是否确凿、宋琴名贵到何等程度，而在于亲身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尚和可贵，同时也深感自己的“以光琴道”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