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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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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精
精邃的古琴音乐理论，尤其是其中精辟的古琴美学哲理，是古琴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孔子以后，儒家重要学者荀子作《乐论》，公孙尼子作《乐记》，继承发挥孔子“乐仁统一”、“中和”思想，着重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儒家“和”乐思想，超出了对音乐本身内部规律的审美认识，而将音乐与伦理、政治、人生实践相联系，侧重从音乐审美的功能去发现“和”的意义，和民心，和上下，和天地万物。儒家音乐美学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长久而重大的影响。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美学思想核心是“自然”，“道法自然”。所谓“自然”，指宇宙万事万物没有人为痕迹的本然存在和运行状诚。要保持或回归自然状态，就要求人们“致虚极、守静笃”，用淡泊、虚静、柔弱无为的态度来养生，要求在审美观照时追求一种消解生理欲望，摆脱普通认识活动的虚静无我的精神自由状态，恢复心性于天地大本根的精神状态，由此超越物象时空的束缚，展开思想想象之翼自由飞翔，领悟至简（自然）音乐中所蕴含的至大神韵，领会“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之意境。庄子追求的道要求达到“无已”、“丧我”、“忘知”、“堕肢体”、“黜聪明”，实现“心斋”、“坐忘”的意境。这种达到“心斋”、“坐忘”的历程正是美的观照的历程，其要领为：一要消解与生俱来的欲望，使心免受欲望奴役；二要忘知，即忘却分解性、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剩下的便是“虚而待物”的纯知觉活动，即美的观照。欲望与知识双忘，“心与物冥”，主客合一，并由“虚”而“静”。庄子指出“虚”、“静”是万物共同根源的性格。“心斋”的“心”，亦即美的观照的根源。
儒道两家哲学出发点不同，但对音乐美学的理解殊途同归，都讲求音乐心理的“静”，道家讲“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儒家亦有类似的论点，《礼记·孔子闲居》云：“乐由中出，故静。礼由外出，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无声之乐，气志不违”。儒家明确指出“静”（纯静、安静）产生于人最根本的天性，“乐由中出”，有如道家所云“婴儿”状态的天性，归根曰静。由此自然天性中溢出之乐音，自必有静的特征，天性静，故乐静。人于此音乐中就会向纯静而无人欲的境界升华，此种音乐即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的“大音”、“大乐”，故“大乐必易必简”“大音希声”。道家主张自然、希声，是为了生命修炼，在宁静处柔中解脱欲望、烦忧，获得安宁，回归自然本质，得道长生。儒家提倡中和，乐仁统一，乐由中出，是为了人格修养，伦理教化。在“和”“静”的和谐中，成就圣贤人格。道家的美学哲理促成古琴音乐“阴柔美”范畴的发展；儒家美学哲理促成古琴音乐“阳刚美”和“静美”范畴的发展。儒道两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并成为中国古琴音乐和传统文化生命的基因。
汉代，刘向（前79-前8年）所著的《琴说》中，综合了先秦时期特别是《乐记》和《荀子》论述古琴音乐的观点，提出“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了古琴音乐广泛的社会意义。对以后千年古琴音乐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后汉三国两晋时代，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追求独立人格不依附宫庭的音乐家，如蔡邕、嵇康、阮籍等人主张个性自由，人与自然和谐，从另一个角度发扬了儒家理性与和谐、纯净与雅正的审美观。著名琴家嵇康（223-262年）的《声无哀乐论》立足于老庄哲学，同时又继承发展儒家思想，指出：“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万国同风，芳荣济茂……大道之隆，莫盛于此；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唐天宝年间，薜易简（725年左右—800年左右）著《琴诀》七篇，总结了传统古琴美学思想，强调琴乐对人自身情感的净化作用。五代刘籍的《琴议》剖析了声、韵、音三者的关系以及构成音乐艺术的相互联系，认为音以志（表达的思想感情）为最终目的，而演奏的琴德、意境、琴道，是音乐表现的完善境界。
宋朱长文（1038-1098年）的《琴史》（1084年成书、1233年刊印）是我国第一部琴史专著，一至五卷为琴人传略。后六卷论述了《莹律》《明度》《广制》《尽美》《志言》《叙史》等专题。提出了“清丽明静，和润而远”这一古琴美学准则，直接影响明清古琴演奏艺术的发展。
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出现了大批兼治文学、历史、哲学、古琴艺术的学者，他们继承孔子“中和”美学观，但在表述上有所发展。如欧阳修提出“平和”的琴乐审美观；周敦颐提出“淡和”的审美观；朱熹强调音以其“自然之节”体现“中和之德”。大量史料说明，到宋代时，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对音乐审美观的影响已形成以儒家理性和谐、纯净雅正为基础，以道家虚静飘逸淡雅自然和佛家清净淡和无欲为补充的美学体系。
明代李贽（1527~1602）是贯通三教哲学的大思想家，在其代表作《焚书》中提出“童心说”的美学理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真也”。认为音乐的产生“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不能以情性以外的“礼”来压抑情感。各种情性可以有不同的抒发形式，不应强求一律“淡和”（道家所谓“自然无情”），指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驳斥了“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的习说，指出器乐更自然更有吟心之审美优势。
明末徐上瀛的《溪山琴况》，又称二十四况，根据古琴演奏特点，从美学角度给予概括和总结，其二十四况为：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作者以“和”为全文的总纲，即“首重者”，从各种角度阐述了“和”的内涵，还从演奏中“弦”、“指”、“音”、“意”相互关系，论述表现内容、意境、情趣与音乐形式、技术、以至想像（弦外之音）相统一的原则。在讲到“静”、“清”、“远”、“古”、“淡”、“逸”、“恬”、“雅”、“丽”各种表现风格时，认为风格发于内而形于外，即“渊深在中，清光外发”，在讲意境时，指出“远”须用想像表现，“逸”得于深厚的艺术修养；；“淡”、“恬”密不可分，均与古雅有关；指出音之精义“不足则音亏缺，太过则音支离”，须讲求纯净、细致、自然、神妙，为此，须把握度（适度）、 “候”（火候）、“肯”（关键）。关于意境，认为意境存于幽邃之处，与心通，靠心（神游）与物（琴弦）结合，意在弦中，更得于弦外，“远以神行”，弦已止而想像还在远行。演奏中既有生理之气（呼吸，血压），更有心理之气（气势、精神），二者互动，气音相通，又促进音的表达，强调了养气的重要。总之，二十四况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是古琴艺术哲学宝库中的一篇极重要的理论著作。
八、宏
古琴音乐有宏大的社会功能。凝结了丰富璀灿的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为什么仍然与今天人们的感受爱好相吻合，为什么会使我们有那么深的亲切感？这说明积淀在这些作品中的情理结构与今天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相呼应的同构关系和影响。人类的心理结构本属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正是它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恒性的秘密，艺术品的永恒性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心理结构。
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美一旦被卓越的艺术灵魂创造出来，就会成为人类历史文明的天空闪耀的明星，以其光辉长照人间。正如唐诗、宋词、元明山水画、《红楼梦》等艺术品长久被人们钟爱一样，古琴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和古琴曲中那些引起音韵艺术美的极品之作必将长久得到有文化修养的人们的珍视与热爱。
古琴音乐教育除审美功能外，还有非审美功能，即社会功能。第一，中国古琴这一历史悠久、在世界人类文明原创领域遥遥领先的光辉璀灿的文化圣坛所引起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必然增强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增强爱国主义精神，为更紧密地团结海内外全体华人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营养。第二，古琴艺术的理性和谐、纯净雅正的审美哲学，以及从古琴中所流溢出的淳厚、庄严、崇高、协和的华夏正声。可以陶冶、塑造、提升人生境界，净化灵魂，优化心理结构，消除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浮躁、冷漠、贪婪、欺诈等不良社会心态，从而净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道德水准。以古琴艺术和谐的感染力量达到音乐同人文世界之和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吹响进军的号角。第三，古琴谱中所收三千篇古代琴曲和二十四史中所收自孔子以后数以千计的用琴修身养性进而立德、立功、立言的名人传记，给我们留下了世界上最丰富、最滋润人心的精神营养，是我们今天弘扬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用不竭的宝贵资源。第四，古琴对于习琴者个人的启智、辅仁、健身，造就德、智、体、美、劳、群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公民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古琴教育功能对社会群体素质的构建培养作用也是巨大的。对群体素质的陶冶和培育，涉及社会理念、民族精神、科技、道德、制度、人际、风俗、宗教、器物等文化和文明素质，实际关系到社会文明建设全面进步。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用唐人诗句作结：“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