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琴产生以来的三千多年间，在中国古代音乐领域中一直居于最被敬重的地位。古琴曾经是文人、贵族的精神寄托和心性的修养，是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生活中普通人感情表达和心灵沟通的重要方式。古琴艺术最初产生于夏商之际的民间文化生活，进而发展为祭祀先人礼仪所采用的“搏拊琴瑟、祖考来格”，更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规范。再由商周以至春秋时期广泛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继而发展至秦汉时期《聂政刺韩王》曲的正义壮伟，《猗兰操》之哲思仁心，艺术逐步走向阔大深远，然后有唐代体现古琴文化高峰之境的“志士弹之，声韵皆有所主”，“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经宋代进一步发展而有明清时期之经典纷呈，如《流水》、《梅花三弄》、《潇湘水云》、《胡笳十八拍》等所体现的精致深化的发展。直至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内外交困的衰落中，琴学琴艺才陷于存亡危机之境。至二十世纪初，则是琴人凋零已甚，琴人所能弹之曲日少，琴学琴艺传播范围日狭，以致遭世人“难学、易忘、不中听”之讥。然而，令人不能不惊叹者，在现代琴学志士吾师查阜西、吴景略及另一位前辈管平湖诸大家致力于抢救古琴艺术之前，出现了一位里程碑式的琴学大家及其鸿篇巨制，这就是杨时百及其《琴学丛书》。
杨时百（一八六五 —— 一九三三）原名杨宗稷，号九嶷山人，湖南宁远人。自叙是“弱冠嗜琴，传数曲”，但是“追寻旧谱，迄不成声”，即是当时所学不深，而用已得的知识、能力去按传世之琴谱试弹时，不能成为完整的乐曲。而“每过操缦之士，必询学谱之法”，则被告知是“原本所受有误，非改弹不可”，使他“心意遂灰”。
杨氏《琴学丛书》之《琴话》的汾阳王式通序云：“有清光绪辛丑（一九O一年），长沙张文达公兴学京师，杨君时百与余应公招致，同居横舍。治事之暇，辄纵谈今古。嗣设总理学务处于东铁匠胡同，君与余从公其间者又三年。”工部尚书张文达奉命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派杨时百先生为支应襄办。杨时百于一九O一年随张文达来到北京参与兴办教育之事，可知杨公具有相应的资格与能力。杨公与王式通共住在京师学堂的学舍“横舍”，再迁至后设的“总理学务处”，也正是杨公在《琴粹》自叙中所说的“浮沉郎署”期间的“甲申仲春”（一九O八年），距初入琴学之境已二十年。他与王式通“纵谈今古”之同时，“重理丝桐以消永日”， 因而得知“金陵黄勉之君不改旧谱能弹大曲”。在从黄勉之学得《羽化登仙》一曲之后，掌握了弹琴的基本法则。经三年，至一九一一年已得二十曲，再以黄勉之所授之法去弹未学之谱，则能“自然合拍”，乃恍然大悟：不是古人之欺人，而是后人谬误所使。完全明白了原先所受之法是谬误的。
杨公之于琴，经二十年方得正途而入佳境，以至“几近痴迷”。正由于他“嗜琴成癖”，以致于“卧榻之外皆为无数之琴所占据”。他的斋名也一更再易，经“为琴来室”至以“琴心三叠道初成”、“琴心三叠舞胎仙”寄意的以仙鹤别称的“胎仙”之在舞名其斋为“舞胎仙馆”，才感到总可寄心于此，可见他于琴已入迷之深。
因为杨公“性质直，不宜仕宦”，加之“中年丧偶寡欢”，于社会大动荡之时能有一安闲居停之位，正好可以沉浸于琴，“凡所陶写毕寄于琴”，经年累日终于成就了承前启后的一番真正事业。作为一个有学识根基、有艺术资质、有治学能力、有参与“兴学”国是之资格的琴人，于社会大变革的动荡中得一块可以躲避人间风雨的安身之处，用心于琴学琴艺，虽然是人生世事的不得已，却也是杨公本人及琴学琴艺的偶然之幸。
在杨时百先生长期致力于琴之下，鸿篇巨制的《琴学丛书》奉献于世，以为“世有同好者得其法，得其声，庶几古调赖以传，古谱赖以不废”，可成“干戈满地、文明竞化时保存国粹之一端”。至晚年，杨公设“九嶷琴社”授琴。现代琴坛大家管平湖先生即其弟子，子杨葆元亦从其学，并在民国中期应中央电台之邀时作琴曲演奏广播。一九二二年杨公应北京大学之聘在校教授古琴，期间为之作《琴学问答》等篇，尚未及刊行，又应阎锡山之聘赴太原。杨公传琴所及已远非私人自行之举了。
《琴学丛书》是杨时百先生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所纂著的四十三卷约七0万字的巨制。其篇幅的规模及学术上的重要价值，皆可与明《琴书大全》、《风宣玄品》、《西麓堂琴统》等重要文献比肩而立。杨时百先生在他的《琴学丛书》中所持的学术态度、琴学观念与历代真正的琴师、琴家相一致，不将汉《白虎通义》以后的“琴者禁也”、“禁淫止邪”说作为琴学琴艺的本质、宗旨。杨公明确指出：“琴之为道，可以语大，可以语小。语大则通天地和人神，非圣贤所不能尽。嵇中散《琴赋》所谓‘能尽雅琴惟至人兮’是也。语小则应弦赴节、刻羽引商与胡琴、琵琶向为怡情悦耳之具而已。”即是说作为琴学琴艺的性质、法则，大可以表现大自然的存在，人们的思想感情、精神信念的寄托与沟通，小可以展示音乐旋律所表现的艺术之美、愉悦欣赏之耳、欣慰寄寓之情。所指出琴学琴艺的本质及真谛，正与唐代大琴家薛易简的《琴诀》所说的琴之善者“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等八项相合。
杨公清楚地感到，他所处的时代，琴学琴艺陷于衰微之境，且认为并非晚近偶然，虽商周秦汉，琴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影响中居于尊贵之势，但至魏晋南北朝已大大低落。在《琴学随笔》卷一中，他说：“嵇中散以后琴学中绝，以高明之士不屑艰苦卓绝专精一艺。”这一论断反映了两方面的现实：一是琴学琴艺的发展使得演奏技巧、艺术形式、思想内容更为提高和深化，不艰苦卓绝专精于此已不能真正入其佳境；二是文人贵族中的优秀者，即高明之士，已不将琴学琴艺作为应对、举止、地位、身份所必备。对此，杨公特别指出他们不知“琴学有修身养性之用，道也，非艺也”。提醒人们要认识到琴学琴艺之远者、高者、深者。不能“艰苦卓绝”，不能“专精”，即不能“继绝世”。而同时高明之士亦可从意深而技易之作取修身养性之用。专精的艰苦卓绝者与修身养性者相辅相成，协如两翼当为“继绝世”之正途。杨公更指出一些涉琴粗浅者“不得其门，遁而他”，变为“笺疏考据，以博雅相炫，或守庙堂乐章古音简易之说，沾沾焉”，甚而更“自谓能琴”，以至“不知者从而和之，有道之士不屑与辩”。可见他碰到了一些虽弹琴而不具才器、不得其法，或者陷于文字推究，炫耀自己，往往是寻章摘句、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主观臆造的“学问”；或者主张如同当时祭祀、庆典的雅乐宴乐，旋律宽疏简单，认为琴亦必如此方古，还自称能琴。虽有不知者盲目的附合，真正的琴人是看他不起，认为不值得与之论辩的。这一段议论，今天读起来仍有实际意义，令人不胜叹服。
杨公继而写到，由于上述的琴学异相，以至“于琴学遂专属岩栖谷隐、高人羽客一流，而琴学真传几不得复见于尘世矣”。就是说真有些琴学琴艺专精者，也是在山林中的隐士，不与世人相交往的尊者，或求道修仙的异人。呈现着一种抑损琴学琴艺继承、传播、发展的不健康状况。
杨时百先生对“虞山琴派”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有着鲜明而清晰的评定：“明万历间天池严氏起以‘清微淡远’为宗，徐青山继之，而琴始振，操缦之士无不馨香奉之。”即告诉我们琴学琴艺的主流、正途不应“专属岩栖谷隐，高人羽客”，而严天池、徐青山的由“清、微、淡、远”四则扩展入精的“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二十四况，舍去了与“轻”相类的“微”，提出了与“清、淡、远”相对应的“丽、亮、采、坚、宏、健、重、速”八项。这就使艺术观念、美学意识、音乐实际，得到了更为恰当的揭示，使得至今琴人皆敬重而尊奉。杨公毫不客气地嘲笑那些“贸然”否定现实中充满艺术性、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和鲜明思想感情的古琴音乐人所说的“声日繁、法日严、古乐几亡”，是“下十成考语”的门外汉都“未有过于”他们，也就等于僵硬死板的书呆子，即“文字中之笨伯”。这正是杨公清晰的琴学琴艺法则的体现。
对于古琴乐器本身，作为琴学琴艺实际的载体的优劣准则，杨公也正是从琴学琴艺的存在与表现及影响的实际指出，“古人贵大声”，而且是因为“有九德然后可以为大声”。即是说在音色音质优良的前提下，大声为佳。并且告诉我们，在古代“凡内廷以及巨室所藏，非有大声、断纹者不得入选”。
为此，他引证说：“元人陶宗仪著《琴笺》一卷。自伏羲以下古琴各为之图，并识其概略。如灵肩诸琴皆注云：有大声。《太古遗音》仿之。《德音堂》、《五知斋》咸刻于卷首。于是论者以大声为贵。凡内廷以及巨室所藏，非有大声不得入选。”“武英殿所陈奉天故行宫数琴及宣和御制乾隆御题者，皆有大声也。”
杨公进而引申以论：“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盖未有无力而能骥者。如仅取驯服槽栃间，则与驽骀下驷何异。知此然后可与论琴。”更是明白地指出，琴如音量细微，即有如只能驯服于槽栃间的无用之马，则和能力低下的劣马相似，有何意义。琴声是表现琴曲的根本要素，如果其声细微，难出轻重，亦难有二十四琴况所示之鲜明丰富的表现。如果只似“笨伯”般嗫嚅自语，顶多只能为附庸风雅者作装饰物，则琴学琴艺只好走向衰亡了。
《琴学丛书》的《琴谱》卷收录了现存最早的古琴谱、唐人手抄的文字谱《幽兰》，并且译成了常用的减字谱，更进行了与原来的文字谱相对应，刻成了双行谱，而且对谱中的指法作了细致的探究，首创打出谱来并以所创的记录音高的工尺谱行、记录节奏的记板行、弹奏的弦序行、琴用减字谱行的四行谱，为后人进行此重要文献的发掘做出了重大的启迪与准备。至二十世纪之五十年代中，才由管平湖先生首度实际弹奏出来，录音广播，出版唱片。至八十年代后才又有数人进一步探索，打谱、弹奏，录音出版。《琴学丛书》所纂集的琴学琴史文献，几可以认为空前丰富而广泛。作为一部琴书，这种篇幅及规模也可能是绝后的，至少我们今天的琴人可以从中较为容易地进入几乎是琴学琴史的全方位、多侧面。
在杨公所作的琴瑟新谱中，看到了他所用心血之巨。虽然在今天及当时看来，此书未能产生如他本意所在的实际意义，但一位志士的执着与苦行，却永远令人心生景仰与学习之情。（二00七年十二月六日晨于北京醉琴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