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与李涛会长乘飞机由西安返榆林，他同我聊了一路的诗词，我感到他干事业，不干则已，一旦干起来，就要干好干到底，很受感动。那时他就谈到了陕北民歌与散曲结合的问题，受他的启发，我也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现在谈谈我的想法。
我觉得民歌与散曲结合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第一，散曲与陕北民歌在本质上是打通的。散曲最开始也是一种民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发展到最后，都可能走上高雅化、庙堂化的状态，最后结局就是走向一种末路趋势，这就必然要从民间寻找继续下去的路子。诗、词走到末路，发展为散曲，民歌占了上风，因为散曲一开始也是一种民歌。后来散曲也逐渐走向高雅化、庙堂化了，也就走到了末路。为什么民间艺术至今没有走向末路呢？因为它扎根于民间，汲取民间的原初泥土养分而能青春不老。第二，散曲与陕北民歌都是音乐的产物，音乐是它们共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虽然诗与词也有音乐的成分，但没有散曲的音乐成分浓。民歌更是这样，如果民歌没有曲，它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散曲也是这样。在这点上，二者又是共同的。第三，散曲与陕北民歌里都有辅词与衬字，也有共同点。《东方红》中的“呼儿咳呀”表面看就好像是散曲里边的衬字、辅词，二者最终结合到一起，是一种必然要求。衬词在歌唱和传承的过程中，渐渐成为民歌与散曲必然的组成部分，已经不辅、不衬了，开始是为了音乐的需要，后来就成了它们不可缺少的机体部分。第四个共同特点就是传播广泛，二者与普通民众都有一种亲缘。门副会长说，散曲在最开始时搀杂了蒙古族民乐。由于陕北地域的特定性，和外来民族有一种亲缘，加上战争的拉锯作用，使陕北和周边民族胡呀、羝呀、羌呀等等都发生了关系。所以，陕北民歌不仅仅是汉民族的音乐，而是多种民族的杂糅，它们的受众群体都是定格在低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没有走向宫廷化贵族化的死胡同。在这点上又和散曲是相一致的。第五个共同点就是语言。散曲的语言和诗、词不一样，带有一定的通俗化大众化倾向。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上层语言和下层民众的语言一直是分离、分隔的，有所谓文言与白话之别，直到“五四”运动才改变过来。“五四”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上层语言和下层语言达到了沟通，真正实现了语言的一体化。散曲和陕北民歌很早已经达到了上层和下层语言上的一体化，它的语言始终和诗词不同，没有那种“吊书袋”气息。它的语言具有一种媚俗性，和下层语言相接近，有一种亲缘，没有和真正的文言“同流合污”，这是它一直能保持强盛生命力的直接因素，也是与陕北民歌的一种共同性。第六，散曲的格律不同于诗词，它允许出现重复句，允许出现叠词，也和陕北民歌多有叠音、叠词是一样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也有“信天”的成分。第七，散曲在语法上常有一种不规范的情形。比如马致远的散曲《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全用名词组句，是一个反语法的现象。这种反语法，让它更显新颖。这样一种“另类”，是散曲里的最高典范。在陕北民歌里也有这种反语法的“另类”情形，二者也是相通的。散曲与陕北民歌的共同性不止这些，如果真正研究的话，它们的共同性还有好多好多。为什么？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致的，都是民众，同一个土壤生长出来的东西，共同性就非常多。
把散曲与陕北民歌放到一块去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陕北民歌延续下去。我们的陕北民歌现在已经受到了挑战，怎样才能把它延续下去，让它的生命力更加强大？我这里提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第一，从《东方红》的旧瓶装新酒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前人的大胆创新是可行的。一曲《东方红》唱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唱了几十年，是家喻户晓的一首陕北民歌。这首歌用的是旧曲子，并不是新谱的曲。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把陕北民歌弘扬下去？前人已经做过，我们应该也能做。第二，从张继的《枫桥夜泊》到毛宁的《涛声依旧》，我们感受到了经典情感的魅力。毛宁的《涛声依旧》很风靡，听到他的演唱，我们必然会想到张继的《枫桥夜泊》。为什么张继的《枫桥夜泊》到现在也是一种经典，毛宁的也是一种经典呢？恐怕是在于第二个经典是嫁接于第一个经典的基础上的，主要是嫁接了一种情感，这种嫁接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这种情感性的东西，在陕北民歌的传承过程中，也能给人一些启示。第三，从《好汉歌》的版权之争，我们能够感受到民歌旧曲的受众市场今天依然存在。民歌受地域性的局限，它就是在产生它的那个地域里生存的。然而 《好汉歌》一出现以后，就成为全国性的、世界性的。赵季平创作这首歌曲后，有人说他剽窃了民歌，其实他是对民歌做了继承、革新和创造。任何一种东西，如果离开了传统的底蕴，一味讲创新，怎么能行？只有走继承、革新、创造的路子，才能有生命力。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土壤中，生长出了《黄土高坡》，也有市场存在；进而生长出了“西北风”歌派，“西北风”最根本的元素还是信天游。我们完全可以扩展下去，推出新的经典歌曲。第四，从《天路》的成功畅销中启示我们要抓住重大主题重大事件，以及由名家推出的名人名题效应。《天路》是藏民族的曲子，也是藏族曲调的一种发新，它没有脱离藏族民歌整体的氛围。但《天路》为什么唱得这么火？因为他抒写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铁路修到西藏。同时，《天路》由著名歌唱家韩红演唱，具有名人效应。演唱者是著名歌唱家，曲子是藏族民歌的经典，歌词又写了全国性的重大事件，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就使《天路》唱响全国、全世界。这三点中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点，《天路》可能就不会成功。这对于我们提升陕北民歌的生命力，也是一种启示。我们能否也这样以名人大事推出经典新民歌？当然，另外的一面，也要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比如说，《三十里铺》、《掐蒜苔》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现代美学研究中所谓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虽然不是重大题材、重大事件的审美化，但它离老百姓最近，有市场，有卖点，就能火。最后，我想说，我们不能丢掉陕北民歌中的传统组合、传统精髓。比如说，陕北民歌表现手法上的比兴：“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就是运用了比兴手法。陕北民歌一面市就运用了比兴，这与《诗经》等传统诗中的比兴相一致。当时，在生活非常闭塞的情况下，为什么陕北民歌和《诗经》能够很吻合呢？因为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具有审美共同性，审美共同性是文学创作的最原初的共同发生机制。这一点我们不能丢掉。因为散曲中有比兴，但没有陕北民歌那么离不开比兴。这就要求我们寻找出一种更好的结合点，既能有散曲的味，又不脱离陕北民歌的精髓。如果我们丢掉了陕北民歌中传统的东西，完全创造出另外一种东西，那么陕北民歌也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思考保留什么、吸取什么，在保留的过程中，还要走出新路。如果不走新路，陕北民歌还是原来的样子，就不可能出新。必须要迈出新步伐，必须要在旧土壤上搞出新的东西，就像 “上化肥”。化肥是一种很有效的东西，现在离开了化肥就种不成庄稼了。怎么样给旧土壤“上化肥”，把陕北民歌再加以提高，这就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总之，用陕北民歌的旧曲子，再创作新的内容，把新的内容嫁接到旧的曲子上，这是很有创意的想法。思路还可以更宽泛些，不只局限于散曲结合。还可以和更多中国传统的形式以及现代的形式结合起来，视野可以更开阔一些，想法可以更大胆一些，方式可以更灵活一些。目的是一个：怎么样把陕北民歌进一步推出去，发挥更大影响。榆林市诗词学会如果能够把陕北民歌的创新工作做好，让陕北民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那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