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青拿天鹅》这首著名古典曲究竟产生于何时、何人手里，在音乐史上没有定论。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海青拿天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琵琶曲。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中有诗云：“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洲曲，弹出天鹅避海青。”表明这首乐曲在元代初已是一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独奏曲了。此曲描绘勇猛的海东青在天空与天鹅交锋，经过激烈搏斗，将天鹅击落的情景，反映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狩猎生活。在演奏上，属武套乐曲，要求文套技法较多，左手多用吟挽，右手讲究音量、音色的控制。凡轮子弦带挑缠弦时，将缠弦在品上摆动，表现出天鹅鸣唳之声，并多处运用拼弦、扫弦技法，以描绘海东青与天鹅搏斗的激烈 场面。这里说的很明白，该曲在元初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民间文化尤其这种贵族高雅民乐，从宫廷普及到民间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推论它产生于元代的可能性很小，至迟在辽、金时代就已有之。这是其一。其二，金代女真人信奉海东青，这是女真先民肃慎人图腾文化。流传的萨满教把海东青奉为神鹰。7000多年前，兴凯湖的肃慎先民就精心雕刻出海东青骨雕鹰首。 1980年阿城有出土了鎏金“海青拿天鹅”铜带跨，其中有三节完好的海东青捕捉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纹饰，他的主题与琵琶曲《海青拿天鹅》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一出土文物推论，这个曲子产生于金代较为可信，实际它是女真族的民族精神的艺术体现。
其三，金朝文学家赵秉文（1159—1232）27岁中进士，累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他的《海青赋》中，用“铁钩利嘴”、“顾盼雄毅”，写它的外在特质；“用角膝插脑，细筋入骨”、“初贴水而徐回，倏千云而上击”、“取鲸鲵于坚阵，叱豺狼之当辙”和“释丰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写它对主人的忠诚。这篇《海青赋》描写的内容恰恰是琵琶曲《海青拿天鹅》的文字翻译与注释。赵秉文是河北磁县汉族人，他是金朝的朝廷高官，对女真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对皇上的忠诚之心是他的天职。如果他没听到这首《海青拿天鹅》的琵琶演奏，又不懂琵琶的演奏技法，他是写不出这首《海青赋》的，这足以说明金代就已有《海青拿天鹅》这首琵琶曲了。
其四，《海青拿天鹅》不可能出自女真人之手，出自金汉人之手较为可信。女真人的文化并不发达，金朝统治者虽然很喜欢汉族的各种音乐体裁，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创作出音乐。他们要能听懂杂剧，看懂它的剧本，就算难能可贵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和贵族们在得不到这种艺术享受时，他们就要用掠夺的方式把汉族的乐人抢去，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占北宋首都汴梁，教坊乐工、乐器、乐书、乐书等被金人掠夺一空的原因所在。
其五，《海青拿天鹅》中，曲牌的自由变化，穿插与反复运用，利用调式调性的变化所形成的对比，以及“拿鹅”部分的绘生绘色的演奏技法等，实属难得佳作，必出自汉族造诣很深的琵琶演奏家之手无疑。在当时的条下，元代蒙族宫廷的音乐水平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参看下面谱例（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438页）。
其六，此曲13、14世纪经过不断加工与改编，并更加丰富和臻于成熟的民间器乐曲，由于风格独特，曲调动听，形象鲜明，后来一直在我国南北各地广泛流传，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喜爱；并以吹打，弦乐合奏，以及三弦、二胡、古筝、琵琶等独奏形式演出，且为宗教应音乐所吸收。例如，明代李开先（1501—1568）在《词谑》的《词乐》一节中，提到明代著名的河南琵琶演奏家张雄表演这支乐曲的情况时，说：“张雄更出人头地。有客清听琵琶者 …… 如《海青拿天鹅》，虽五楹大厅中，满厅皆鹅声也。”明张吾《雅燕乐集》“宴乐论”中说：“凡曲声淫者，莫如《料峭》（由琵琶曲《海青拿天鹅》演变而成）之类。今人宴会，乐工非此不奏。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著名的《琵琶行》。
《海清拿天鹅》只能是在唐汉基础上发展演变，这一中国民乐的连续性是音乐史已定的。由于文化发展势差不同，发生接触，就会产生影响。文化交流的规律是，文化高的一方去影响低的一方。《海青拿天鹅》琵琶曲，只能在中原先进文化影响下产生，它不可能出自于刚刚产生文字的北方游牧民族。以上六点，可以认定《海青拿天鹅》琵琶曲是金代汉人结合女真民族特点创作的，绝非女真人和蒙古人之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