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剧种、一个时代来说，有一批好演员是不够的，惟有出现大师，才是其达到艺术高峰的标志。俞振飞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俞先生是京、昆小生艺术的集大成者。他非常全面、非常系统地继承了前辈艺术创造的成果，又有新的创造，从而把京、昆小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贡献不仅限于小生这一具体的行当，而且丰富了京、昆这两个剧种。其艺术规范、艺术经验和美学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俞先生能成为大师，在同代艺人中能高出一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一生，可以说与诗词书画为伴，在这些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俞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注重对本剧种的整体把握。他作为一位演员，不满足于唱得好，演得好，在舞台上受人称赞，而且勤于思考，深入探讨，努力探索剧种的艺术规律。他的博学、深思，使他成为一位学者型的演员，使他更能充分认识中国古典戏剧的价值，把对剧种的热爱化为一种文化上的理性自觉，也使他的艺术具有更加高雅的品位。人们称赞他的舞台形象有“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是模仿不来的，是要以“内功”为前提的。古人论写诗，称“功夫在诗外”。成为戏曲艺术大师，功夫也在戏外。
俞先生作为一代宗师，既完整地继承了前辈的艺术成果，又没有躺在前人的成果上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他对遗产十分珍惜，理解深刻，从不轻率改动，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改不动。尤其是昆剧，由于它特有的历史地位和艺术规范，改起来更加困难，要更加慎重，同时改得成功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俞先生主张：“要认识如何继承，如何革新，则必须就构成剧种的四个主要成分——歌、舞、剧、技，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辨识什么是传统中的优点，加以继承和发扬，什么是传统中的缺点，予以扬弃和改革。”什么是传统中的缺点呢？俞先生举出：从剧本说，语言过于文雅，“脱离生活”；“篇幅冗长，不适合于舞台实际”。“在表演方面，对程式的过于偏重，又导致了某些繁琐空洞的毛病”。声腔方面，“某些形式主义的弊病，例如不顾词意、语气的以字行腔，节奏过于拖沓等等，越到后来越明显”。对于“清曲”，他在肯定其讲究吐字、发音、运气、行腔的种种理论与技巧的同时，也指出其“缺陷”。俞先生本人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全面、辩证的认识，才在自己的实践中找到正确的革新道路。他把昆剧、京剧双肩挑，吸收了京剧节奏相对较为紧凑的特点，同时又以昆剧更为细致的表演手段丰富了京剧表演。他以高度的文化素养和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为依据，吸收了现代表演观念中的有益成分，强调字、音、气、节这些唱念艺术的技术要素“都要用来为表达感情、刻画人物服务”。俞先生对排演新戏是支持的，因为新剧目可以进行更多的革新尝试。他赞赏浙江同行排演的《十五贯》、《西园记》，自己也在1959年排演了《墙头马上》。他总结的经验有两条：一是“不怕争论不怕改”，剧本、排练都反复十几遍；二是“新旧戏剧工作者应该大合作”。俞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大师是创造出超越前人的艺术精品的人，是推动本艺术品种向前发展的人。
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时代，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时代呼唤大师，大师是榜样，是楷模，是路标。追随俞先生的艺术足迹，学习他的艺术经验和品格，把民族戏曲推进到新的阶段，才是对俞先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