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剧是甘肃陇东地区土生土长、独具风格的剧种，由陇东道情演变而来。1958年经过《枫洛池》一剧的搬演而成型，形成独具特色的唱腔系统和表演程式，因而发展为甘肃特有的代表性剧种。它具有节奏明快、曲调婉转动听、表演细腻优美、服饰飘逸素雅、布景柔和协调、民间色彩浓厚的独特风格，是戏苑中的一枝奇葩，也是解放以来产生的为数不多的新剧种之一，更“是我国现在发展最好的两个新剧种之一”（另一个是龙江剧）。作为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其50年创新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文化部长高占祥在参观甘肃省陇剧院诞生四十周年的展览时认为:“甘肃有两朵花，一朵是敦煌艺术之花，一朵是陇剧艺术之花，世界没有，唯甘肃独有。甘肃把敦煌艺术搞好，把陇剧艺术搞好，就是对中国舞台艺术的最大贡献!”而总结陇剧创新发展的经验是搞好陇剧的重要方面。
融合创新出奇葩
陇剧的前身是陇东道情。道情，渊源于唐代的《九真》、《承天》等道曲，是道教在道观里所唱的“经韵”，题材以道教故事为主，宣扬出世思想，文体形式为诗赞体。后来，它吸收词调、曲牌等形式并加以融合，演变为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近代，流行于各地的道情有数十种之多，一般以流行地区定名。各地的道情，与当地民歌小调结合，或吸收曲艺、戏曲的唱腔，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演唱风格。陇东道情也是这样。
道情约于清初传入陇东，清末民初开始盛行，主要流行于环县、华池、庆阳一带，与当地方言民俗相结合，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因此称为陇东道情。陇东道情在发展中吸收了陇东当地语言、民俗等民间形式的营养，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道情，集中显示了陇东人民艺术创造的才能和智慧。其传统表演形式为艺人左臂竖抱渔鼓，右手击筒底，左手执简板，夹击发音，一人说唱，众人帮唱，以唱为主，说唱相兼。窑洞院落，地头田间，均可成为演出场地。陇东道情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与皮影戏得以密切结合，生育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陇东道情皮影戏。它的奠基人首推解长春，清同治年间，环县著名道情艺人解长春的皮影班曾在宁夏、内蒙、陕北以及当地流动演出多年，颇受群众赞赏。解毕生致力于道情演唱和皮影技艺的革新，将原来用的二股弦改为四股弦，在木梆上加个小铜铃，每敲一下，梆铃并响，称为“水梆子”。在他的传授和影响下，人才辈出，陇东道情进入兴盛时期。环县堪称道情之乡，受不同地域条件的影响和艺人们的辛勤创造，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唱腔流派。环县南部地处萧关古道沿线，交通便利，因而接受外来戏曲声腔的影响较多，使流行的唱腔具有委婉细腻、清新流畅、长于抒情的特点，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史学杰、敬廷玺、敬乃良、马召川等。环县北部流派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接受外来影响较少，因而唱腔保持了质朴沉厚、高昂激越、长于叙事的传统特点，代表艺人有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徐元璋、魏元寿、梁世仓等。陇东道情音乐，作为皮影戏曲的主体，就其音乐结构、音乐的蕴含量、表现形式、表现力及特色而言，堪称是一个成熟的小剧种。道情的演唱明快质朴，无论是“伤音”或“花音”都给人一种热烈、粗犷、充满乡土气息的艺术感受，颇得黄土高原高亢粗犷风格的情韵。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为抢救民间艺术遗产，对陇东道情进行了认真地搜集和整理，并运用道情形式编演街头剧进行宣传，使这一濒临衰亡的民间艺术起死回生，在宣传党的路线和鼓舞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道情今后向陇剧发展积累了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省文化部门先后于1952年、1958年和1963年三次组织大批戏曲、音乐工作者，对陇东道情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共征集到剧本六十二本，各路艺人唱腔二百余段，曲牌一百四十六首，打击乐谱五十四种，民歌六十二首，录音资料达三千一百二十米，并汇编成《陇东道情》一书，以及《陇东道情年考谱系表》等重要资料，为陇剧剧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58年，庆阳县剧团组织演员排演了古典剧目《杀庙》、《白玉楼挂画》，现代剧《挡桥》等剧目，首次将皮影形式的陇东道情搬上了舞台，进行了从皮影到舞台剧转换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同年，庆阳县剧团又相继排演了《新媳妇不见了》、《最后的钟声》，甘肃省秦剧团排演了《六姑娘》、《吵宫》等剧目，他们组成甘肃代表队，参加了西北五省（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陇东道情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以崭新的面貌活跃舞台之上，为陇剧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陇剧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陇东道情皮影艺术是“陇上奇葩”，那么陇剧就是这朵奇葩结出的硕大果实。1959年甘肃省陇东道情剧团成立，创作排演了新编大型历史剧《枫洛池》，从剧本、音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尤其是对道情音乐、唱腔的借鉴，赋予了该剧独特的形式，使得“道情”作为一个新的剧种应运而生。《枫洛池》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演出活动，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领导人观看了演出，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道情剧这一枝新秀的诞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确认了这一新的戏曲剧种。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于1960年元月正式命名为陇剧，确立其为甘肃的代表剧种。一朵盛开于山野的朴素的山花经过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改造和创造，实现了从皮影到真人表演的转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剧种。
在陇东道情这一民间小戏发展为甘肃特有的地方戏曲陇剧的过程中，《枫洛池》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枫洛池》在音乐、导演、表演方面有继承有创新，“对道情原有的帮腔、过门、器乐曲牌都做了一定的变革。”[1]在音乐上，以陇东道情音乐为基础，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创作了一些新的板式（如慢板、紧板、散板、二六板）。在“簧”的应用上突破了原来两句或四句一放“簧”的格律，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的需要，把“簧”用在比较悲伤、喜悦或最富有感情的地方，使其更具艺术魅力。在独唱、齐唱、重唱、合唱、男女声腔音区、音域的处理、调式转换等方面，都作了大胆的探索，丰富并增强了叙事、抒情和塑造人物的音乐表现力。全剧的唱腔悦耳动听，悠扬委婉，加之一唱众和的“嘛簧”，使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更加突出。陇剧唱腔中风格特异的是曲调尾音的拖腔部分，俗称“嘛簧”。其拖腔细腻婉转，韵味悠长，余音袅袅，萦绕不绝。特别唱词末尾一个字的字音，由乐器演奏者兼任，既渲染了情绪，又烘托了气氛，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导演和表演方面，遵循传统戏曲表演体系，适当地吸收陇东民间歌舞尤其是秧歌和皮影戏的一些身段、手势，以及歌剧、话剧、电影的表演技巧，并把它们有机地揉在一起，创造出了风摆柳、地游圆场、侧身摇晃、侧身掩泣等新颖别致的身段动作，力图创立陇剧自己独特的表演动作和风格。该剧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戏剧教育家、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苏堃在《解放日报》发表专题文章《情意深深说“道情”》盛赞《枫洛池》：“陇剧的音乐是动听的……柔润之中有刚健，明快之中见清新。”他又说：“如果说《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枫洛池》则是对一些濒临灭亡、已经很难抢救的死剧目开创了一条新生的创作之路。”[2]正如这些评论家所赞，《枫洛池》是成功的，而正是它的成功为陇剧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开创了一条旧剧目的新生之路，笔者以为，除了对老剧目大胆创新编排之外，《枫洛池》成功的关键在于“尝试用道情搞一些节目”认识和胆略，借鉴和运用“道情”音乐和程式，以明快清新的花音，缠绵委婉的伤音，一唱百合的“嘛簧”以及精心安排的对唱来营造意境的融古创新的智慧。“你看那侧影摇曳、飘然轻盈的表演；一唱百合、风趣热情的唱腔、伴奏与合唱音乐，古色古香。……作为戏曲文学，首先要求完美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情，又要求优美动听……像诗那样的精炼、美，像散文般的抒情、易懂，并富有表演的动作性，《枫洛池》是焕发着这样的文采的。”[3]诚如何慢先生所言，陇剧成为新剧种的关键在于他是“新曲”，而《枫洛池》在表演程式上对秦腔等其他剧种借鉴创造固然令人感佩，但其音乐曲牌上对道情的吸收改造甚至创新更是功不可没的，有人甚至认为“《枫洛池》的音乐创作是一个剧种历史性的转折……但《枫洛池》却为‘陇剧’音乐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4]陇剧的音乐以弦乐为主，配以唢呐鱼鼓，演奏效果极好，悠扬抒情，激越诙谐。唱腔清纯委婉，舒展简捷，喜忧分明，急缓有致，极能体现黄土高原人的淳朴勤劳、乐观向上的情怀。陇剧不仅赋予了戏剧《枫洛池》新的生命，也赋予了道情剧新生命。古老的民间小剧也因此而旧貌换新颜，自此，陇剧作为甘肃的代表剧种展现在祖国的戏曲百花园中。“可以说《枫洛池》的上演是对陇剧艺术形式的第一次全面革新，从秦腔、京剧、陇东民间杂曲中吸收借鉴了板式结构、曲体章法、音乐旋律以及锣鼓等方面的优秀表现手法，使陇剧面貌焕然一新。”[5]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音乐家们对陇东道情音乐进行整理、创造和发展。”[6]“在继承道情音乐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又审慎的创新，在创新中力求保持和确立剧种的特色。”[7]作曲家易炎等人也因其突出的成就而获得中国戏曲音乐学会颁发的“戏曲音乐开拓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