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理”大团圆
1.丽娘痴情不悖理
通常认为杜丽娘所代表的“至情”是对严苛的“理”所构建的社会秩序的冲击。但实际上，这种情的冲击并不是一往无前、无所顾忌的，而是局限于理所允许的范围内，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的。如果说外部的约束是迫使丽娘遵理的一方面原因，那么更大原因则来自丽娘自身对理的认同——社会心理深层的牢固的礼义规范同样沉淀于丽娘心中。
丽娘之“情”的确发乎“人欲之只需”，但不是停留在这一层面，而很快升华到“爱欲”的高度，即“爱情”的萌生，是双方精神上的交媾。杜丽娘对柳梦梅精神上爱恋于《惊梦》《寻梦》中都明晰可见，她在梦境中已经完成了从性欲向爱欲的转变，柳生成了她唯一追认的“情人”，可见丽娘“情之至”——情若不专则为滥情，因而来不得半点轻浮，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两性关系才具有美感。
研究者向来把杜丽娘视为情之化身以赞美，理所当然地把杜宝视为理之化身以炮轰，然而事实是，丽娘面对现实的“禁闭”，采取的是“偷偷”的放逐，并非如人们讴歌的那样“大胆无畏”。一系列剧情的发展并非外部冲突推进，而是随着丽娘个人内心丰富而矛盾的情感绵延。这其间，有丽娘自身情与理的冲突。或有研究者将之归为丽娘性格的“局限性”，认为“追求婚姻自由的丽娘没有能完全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尽管对礼教戒律的束缚深恶痛绝，可惜她自身却又在以之压抑自己……”。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杜丽娘对礼教的尊崇，对美德的恪守完全是主动的，出于自觉的认同的：
丽娘心愿之伴侣本就该是“折桂之夫”、“蟾宫之客”（《惊梦》），日后她催促梦梅参加科举考试，盼他博取功名，道“相公只索快行”（《如杭》）“望你高车昼锦”（《急难》），完全不同于崔莺莺的“车儿屯屯行”“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可见丽娘始终以儒家积极用世之标准来设想自己理想的对象；
丽娘始终心存孝念，以双亲为重，对长辈敬爱有加，临终拜别母亲催人泪下“当今生花开一红，原来生把萱椿再奉”（《闹殇》）；与柳生自由结合，但真正谈婚论嫁之时，她并有撇开双亲，而希望将婚姻秉明父母 “结盏的要高堂人在”（《婚走》），这也符合儒家“名正言顺”之礼；战乱之时思亲心切，请梦梅“淮扬打听爹娘消耗”（《急难》），可见丽娘视亲情爱情并重；
丽娘心中至情之力量皆于超越俗世的幻境中展现——“惊梦”中的幽欢，鬼魂时的“幽媾”，成为舒缓情欲之出口。一旦还阳，则以“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婚走》)婉拒柳生的求欢，可见丽娘何等看重人应有的尊严和道德规范！杜丽娘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保守的这些品性，恰恰身体力行了儒家“仁”学之中“血缘意识”、“人道主义”、“实践理性”对人的要求。
2.杜宝崇理亦多情
杜宝长期以来被与“迂执、僵死和冷酷” 绑在一起，作为至情化身的女儿的对立面——“理”的化身而存在。那么，杜宝果然是个冷面无情之人吗？
且看第三出《训女》片段——
（外泪介）夫人，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
（老旦）相公休焦，若然招得好女婿，与独生子一般。
（外笑介）可一般男儿呢！
（老旦）“做门楣”古语，为甚的这叨叨絮絮，才到中年路。
杜宝提及女儿将来婚配之事，俏皮打趣的话语中爱女之情跃然纸上。大凡人只对杜宝批评丽娘白天睡觉之此耿耿于怀，紧抓此把柄批判杜宝如何如何恪守封建礼教云云，却不见，杜老爷生活中亦不失情趣。
要说杜宝和女儿的“隔膜”，其实在于不同生活的理想：杜宝努力按照自己的愿望培养女儿，并非有意扼杀女儿自由，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何罪之有？只是，丽娘内心自筑的“花园”是建立在“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思想基础上，在“情”的力量支配下才有可能进行，在“情”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实现，这是杜宝所没有看见的。
实际上，汤显祖并无意“丑化”杜宝，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位身兼“数职”（官吏、丈夫、父亲）的老人不尽是刻板严厉，可以说，于国，他是一个尽心效力的好官（《劝农》中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于家，他是一个严格不失慈爱的家长。“爱女之心”亦成为后来终能接纳女婿的情感基础——“大团圆”的结局并非只是迫于“圣旨”的压力，更有剧中人对人伦亲情的自觉复归，正是情与理的调和促成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完美联姻。
三、“情”“理”联姻
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下，天理成为唯一标准，是不可抗逆的绝对权威，而晚明以来的情欲思潮，只是通过“情”来打破情与理的绝对对立，而并非全然消解“理”的价值意义。汤显祖《牡丹亭》所欲建构的实际上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爱情，而非以往论者所认为的“以情抗理”的爱情。丽娘还魂、柳生及第、皇帝赐婚、合家团圆的结局意味着，整部《牡丹亭》系由“情理冲突”趋向“情理和合”。可见，汤显祖的“情至观”歌颂至情，更提倡情感的“伦理化”，某种程度上看，即是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复归。
1.情有善恶分
汤显祖认为人欲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应受压抑，而应得到合理的发抒。然情欲又有善恶之分，情欲升华为爱情则善，性欲横流则流于鄙俗。汤显祖更从朴素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以“贵生说”作为区分“善情”和“恶情”的标准，把人正常的、合理的精神和物质要求，作为值得肯定的“善情”，把个人私欲作为应该否定的“恶情”。汤显祖这种“情”的哲学观念亦贯穿于“临川四梦”的艺术实践中：前二梦《紫钗记》、《牡丹亭》歌颂“善情”，肯定人对合理欲望的追求；后二梦《邯郸记》与《南柯记》则是鞭挞“恶情”，否定人对不合理欲望的奢取。
2.理有存弃别
汤显祖并没有全盘否定理学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伦理道德。只是进一步说明，合乎人欲人性之理则善，当存；不合乎人情人性之理则恶，当弃。主张“顺情而治天下”是也。
3.情理当相依
所以仅看到汤翁作品中“至情”主张，或将其作品中体现的种种“理”之规范笼统归结为封建局限，都有失偏颇。汤显祖强调的是情理和合的状态——理在情中，情依理生。
汤显祖自幼深受理学思想的熏陶，其“至情论”与理学亦有很深的渊源。他的主张是出于“理”而反“理”，反“理”的过程中仍规范于“理”。“理”主要指深受理学禁欲思想影响的政治伦理道德。说这种“理”的规范是无法超脱的，似乎包含一种深深的无奈，其实，向“理”的妥协未尝不是明智之举？如果把杜丽娘描写成一味纵情毫无节制的女子，效果如何？汤翁的明智正在于强调至情之时仍不忘秩序和规范，以免“至情”演变为对情欲毫无节制的“滥情”。
4.求中和之美
中国美学在强调情感表现的同时十分注重“情”与“理”的统一，孔子明确地提出了美学的中庸原则，要求艺术表现的情感要合乎伦理道德之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艺术观中，“理”与“情”本当融为一体，不可分家。“情理合一”即肯定不违背天理的人欲又以实现天理为皈依。其本质上是与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殊途同归的，“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传统人性观的不同翻版”——人性的探索始终以伦理探索为旨归，人伦关系的和谐是首要的。
虽然汤显祖非常推崇李贽的思想，但在反对压抑本心的同时并未走向另一个极端——汤显祖是反对浮夸淫糜而主张情志中和的，追求性情与儒家之志的贯通即是汤显祖的文艺创作观。他曾强调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这是儒家诗教传统的认同和皈依。其所宣扬的人性解放是以至情对抗禁欲主义，而非以张扬的欲望来对抗禁欲，是相对于理学压抑人性的“合理解放”，立足于儒家中和的美学理想，以求达到“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 （同上）的“情教”境界。
结语：《牡丹亭》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在于：既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追求，又深情礼赞基于合理人欲之上的纯洁爱情，可见汤显祖的“情至观”于现实人生是首肯的，它提倡一种顺应人情人性又符合人伦道德之“情”，此“情”又包括情欲、爱情、亲情、自由意志等等深广内容。这与儒家伦理引导人寻求自身欲望的合理满足，以理制情，以性制欲，是一脉相承的。汤显祖崇尚并合理汲取了儒家追求中和之美的生活理想，形成了自己的“情至观”，渴望建立一种尊重人性人伦的合理的社会秩序，“至情”之美好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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