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敦煌说唱类文学作品和小说
一、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
讲经文是唐宋时期寺院中俗讲僧进行俗讲时使用的底本。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宣传教义、争取信众，采用了不少办法，其中面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的说唱形式俗讲便是其一。
俗讲一般在寺舍中进行，其处所或可称作“讲院”。当时一些较大的寺院中皆有专门负责俗讲的俗讲僧。俗讲的听众多为普通百姓，士子名流甚至皇帝也乐闻其说。《资治通鉴》“宝应二年六月”条记载，唐敬宗就曾前往兴福寺“观沙门俗讲”。俗讲开讲时须有多人配合，由“都讲”吟唱经文，“法师”解释经义，寺中三纲之一的维那也要到场，鸣钟集众，另有梵呗、香火，各司其职。所谓吟唱，不仅仅是一般性地谈说，还要讲求声调。当时要求俗讲僧既要精通佛典教义，又要具备“声、辩、才、博”之学，还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俗讲的主要内容为佛教经文，同时大量增加故事性、世俗性成分，形式上注重通俗化，以达到吸引听众、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因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目前所能见到的讲经文仅存于敦煌遗书中。保存完好而又明确标为讲经文的为 P.3808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为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933 年）应圣节（皇帝降诞日）在洛阳皇宫中兴殿内祝寿讲经的作品，所讲为《仁王护国经》。此外敦煌讲经文还有《妙法莲花经讲经文》（P.2305、P.2133）、《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P.2955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等。
由敦煌遗书见，讲经文的一般结构为：开篇多为“说押座”，“押”可通“压”，所谓押座，乃是一种开场前安定听众，使其专心听讲的方式，此段文字称之为押座文。接着唱出所讲佛经的题目，并对经名逐字逐句加以诠释。然后都讲诵出一段经文，法师对其阐释解说，如此递相往复，将经文一段一段讲完。解经时允许都讲或其它听众就疑难之处发问，法师据其诘问给以解答。俗讲结束时，一般有一段“解座文”，以敦劝和吸引听众下次继续前来听讲。
为适应听众水平，阐释经文非常注重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和趣味性，运用讲故事、寓言、比喻、对话等手法，把抽象的教义蕴含在故事情节或具体事物的描绘中，使其易解易明，亲切生动，引人入胜。在表现形式上有说有唱，散韵结合，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说说唱唱，注重文辞的音乐美。有些唱词上还注有“平”、“断”、“侧”、“吟”、“韵”、“吟断”、“平侧”、“侧吟”等大约是表示声腔的说明性文字，可见讲经时应有多种咏唱调子，唱腔富于变化。
俗讲不仅盛行于唐宋，而且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有学者认为后世的乐曲系、诗赞系说唱伎艺均受其影响，今天仍在河西流传的宝卷，作为说唱伎艺“宣卷”的底本，更是敦煌讲经文的嫡传。
二、变文
变文，又可称作“变”，为唐五代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转变，即说唱变文。转变一名屡见于唐五代人的记载。如郭湜《高力士外传》记，高力士陪太上皇李隆基“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韦縠辑《才调集》卷八收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四川女艺人说唱《昭君变》的情形。当时还有专门演唱变文的娱乐场所“变场”，有时转变也在街头闹市演出。
唐五代转变虽十分盛行，但作为其底本的变文今天仅能在敦煌遗书中看到，弥足珍贵。敦煌变文主要有：《舜子变一卷》（S.4654）、《八相成道变》（北8437、北8438、北 8671）、《降魔变》（S.5511、S.4398 背）、《破魔变》（P.2187）、《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S.2614、P.3107）、《目连变文》（P.3485、P.4988 背）、《目连救母变文》（北8443、北 8444、北8445、北8719、北7707）、《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491、P.3051）、《伍子胥变文》（S.0328 等）、《孟姜女变文》（P.3319、P.5019、P.5039）、《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P.3645）、《 王昭 君变文》（P.2553）《张议朝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
变文是如何得名的，“变”是什么意思？许多学者对之做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向达《唐代俗讲考》认为，变文源自南朝清商旧乐，该乐中自有所谓变歌。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认为，变文是在中国固有的赋体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周一良《读 < 唐代俗讲考 > 》认为，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变字似非中华固有，或许是译自梵语 Citra 。关德栋《略说“变”字的来源》认为，“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变”字就是“曼”字一音之转。施蛰存《“变文”的“变”》认为，“变”是一个外来语的音译，义为“图画”或“图像”。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认为，“变”之一字，只不过是“变易”、“改变”的意思，其中并无若何深文奥义，变文意即把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另一种体裁的记载，如依佛经改变成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看法与之相近，认为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我们倾向 于周绍良 先生的观点。
与讲经文不同，变文中不再引用佛经原文，而是直接演述故事。其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佛教、道教和其它一些神话题材，另一类是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前者的艺术特色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尽夸张渲染，作者的思想驰骋于虚无缥缈、瑰奇谲丽的玄怪世界中。如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演绎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目连救母变文》，描写佛弟子目连历经千难万险将其母救出地狱的故事，把地狱的凄惨、刑法的残酷、狱卒的冷酷无情、佛法的万能、目连的勇敢无畏、母子之情的伟大，都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刻画得有血有肉。
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以某一历史人物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框架和依托，广泛吸收有关民间传说，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渲染和再创造，从而形象地再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并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的评论，大胆地表达人民群众对贤愚忠奸的爱憎情感。如《伍子胥变文》，以《左传》、《国语》、《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为素材，大量摄取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演绎出伍子胥复仇灭楚、死于忠谏的动人故事，成功塑造了这个坚毅不屈、大义凛然的悲剧形象，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激励起人们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有《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两篇，热情讴歌了张氏叔侄领导人民收复河西、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表达了人们重归大唐后的喜悦自豪和爱国情感。
变文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情节曲折动人，演出时还往往配以图画，人们可边听边看，因而为大众所喜爱。变文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宋元及其以后的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弹词、鼓词、话本、宝卷等各类说唱文学以及戏剧文学，都与变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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