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散体文
敦煌散体文类作品，或称敦煌文，是指具有文学色彩的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表、疏、状、牒、书、启、帖、碑、铭、传、论、录、说、邈真赞、祭文、杂记等等。这些作品虽大多为治实之作，有的属于各种官私文书，但抒情、状物、论理、表意，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富有文采，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及西北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因而亦应归入文学作品之列。
表、疏均为臣下进奏帝王之文，所谓“陈情为表，陈事为疏”。重要的表有《张议潮进表及朝廷批答》（S.6342）、《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S.4276）、《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3931）、《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P.3633）、《王锡上吐蕃赞普表》（S.3201背）等。语言大多工美华丽。敦煌的疏多半是供神佛道场之用，如各种镇宅疏、布施疏、回向疏、礼佛疏、转经疏、追念疏、请宾头庐疏等，一般写得比较严肃、虔诚，行文亦很讲究四六文采。
状、牒在敦煌文书中有数百件，多为官文书。写得较有文采的如《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P.2992）、《肃州防戍都给归义军状》（S.0389）、《凉州节院押衙刘少晏状》（ S.5139）、《长安三年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大谷 2853 ）、《军资库司牒》（ S.6249）等。此外还有不少寺院用状、牒亦很讲究行文炼句，如《吐蕃寅年正月沙州尼惠性状》（P.3730）、《释门法律庆深牒》（S.3876）、《大宋国沙州灵图寺授菩萨戒牒》（S.4482）等。
书、启主要指信札函牍一类交往通讯性文字。敦煌书、启类作品很多，与一般公文相比其体式较为自由活泼，或议论指事，或抒情表意，或状物绘景，生活气息浓郁，性格特点鲜明。有些书、启构思精心，文采飞扬，足可称道。如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P.2555），约写于唐肃、代宗间，为吐蕃大军威逼压境的危机情势下刘臣璧写给吐蕃上赞摩的一封私信，目的在于劝说吐蕃休战言和。信中言辞不卑不亢，叙事陈情张弛有度、严婉并用，既语势咄咄，不失王朝威仪；又娓娓道来，寓兵势于人情常理的游说之中，展示了一种淋漓尽致的雄辩风格。
帖，也是一种应用性文书，有些相当于往来函件，有些名为转帖，为相互通问事项所用，如行人转帖、渠人转帖、社司转帖等。行文大多简洁明了，流畅质朴。
碑、铭、传、祭文，均以记人为中心，皆系作者精心撰写，刻意点染，以图传之后世，因而颇具文采，且史料价值甚高。敦煌碑文有14篇，铭文多为墓志铭，有10篇。所纪均为敦煌达官显贵、名僧大德，如张淮深、索勋、李明振、洪辩、罗盈达等。传记类作品有别传和家传，如《鸠摩罗什别传》（S.0381）、《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敦煌氾氏人物传》（S.1889）等，遣词炼句讲究。敦煌祭文有行香文、亡考文、亡孩文、追福文、忌日文、临圹文等，还有祭畜文（祭马、祭驴等）。哀思悲情，溢于言表，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民俗风情。
论、说二体性质相近，又有区别。论，系论断事理的文字；说，早期为游说之辞，后偏重于说明性、解说性文字。《茶酒论》（P.2718等），以茶和酒二者谁个重要、谁有功勋展开辩论，妙语连珠，隽词迭见，诙谐成趣，令人叫绝。
录，为记载言行和事物的册籍。最有名的为《敦煌录》（S.5448），记载敦煌地区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堪称一篇优美的游记。
敦煌文中的杂记作品，包括写经题跋、学郎题记、功德记等，内容庞杂，数量众多。功德记主要记述、颂扬功德主修寺造窟或做佛事的事迹，文笔雅致。如《莫高窟功德记》（P.3564）、《莫高窟再修功德记》（P.2641）、《河西节度司空造佛窟功德记》（ S.4245）、《敦煌社人平诎子一十人创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P.2991）等。其中《河西节度司空造佛窟功德记》记载了曹议金及其回鹘夫人天公主等“割舍珍材，敬造大龛一所”的事迹，言辞华丽，叙事清晰。
邈真赞，或曰写真赞、邈影赞、图真赞等，即人物像赞。邈，即描绘、画像；真即生平事迹；赞即称赞。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上层人物多在晚年或病危时请人画像、撰写生平并作赞，为的是留下容貌德绩，供亲友后人瞻仰祭奠。敦煌邈真赞约存近百件，其赞主（重复者不计）约90人，绝大多数图像无存，仅留人物事迹与赞。它们记载了一大批敦煌著名人物的生平，如悟真、罗通达、张良真、李绍宗、康通信、浑子盈、吴法成、张安信、薛善通、张保山、梁幸德等，对于敦煌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社会评价人物德行风范的标准和社会向往。从文学角度看它们是以当时当地具体人物为对象，通过美化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达的治实文学，体式上多采用齐言辞赞体或序赞合成体，叙事简洁，感情饱满，有颂有悼，情绪迭宕，读来音节顿挫，朗朗上口。
第四节 敦煌文学杂著
敦煌文学杂著，包括书仪作品、童蒙读物、寺庙杂著等。其中童蒙读物已在本书第五章中言及，这里不再赘述。
一、书仪
书仪，即书牍文范，主要用来为书信一类实用性文书的写作提供一套文体规范和用语模式。书仪约起源于魏晋，据云流传至今的最早传世作品为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唐代传世书仪极少，可能仅有台北故宫研究院藏唐人《月仪帖》。敦煌文书中则保存了近百件唐五代时期书仪，经周一良、赵和平等的整理研究，已摸清了其基本面貌和许多重要问题。
敦煌书仪依其内容约可分为以下四类：一类是朋友书仪，类似唐人《月仪帖》，又称“十二月相辩文”，计有 S.6180、 P.3375、 S.5660、 P.2505、 P.2679、 S.6246、 P.4989 等 10 余件。它们均为唐代前期作品。其基本结构为，开头为年叙凡例、节候用语，然后按一年十二个月编排，每月给远地的朋友一通书札，朋友亦回信答书一封，互叙思念渴仰之情。多数信札是边塞的游子写给中原朋友的。
第二类为综合性书仪，或曰吉凶书仪。主要写卷有：武则天时期书仪（P.3900）、杜友晋《吉凶书仪》（P.3442）、杜友晋《书仪镜》（S.0329+S.0361）、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3637等）、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S.6537）、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上 P.2646 等、卷下 P.2622 等）、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 背）、唐前期书仪两种（S.1725、 P.4024）、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仪（S.1438）、晚唐书仪（P.4050+S.5613）、五代《新集书仪》（P.3691等）。吉凶书仪是唐代书仪中内容最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种，几乎涉及到当时士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可以说是士大夫们的生活指南，或曰行动准则。主要内容包括节候赏物、公移平阙式、祠部新式、诸色笺表、僚属起居、吉凶凡例、四海吉书、内外族吉书、妇人吉书、僧道吉凶书、门风礼教、国哀奉慰、四海吊答书、口吊礼仪、诸色祭文、丧服制度等等。
第三类是专门用以公务往来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多数内容为应酬官场中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书、启、状之类范文。如刘邺《甘棠集》（P.4093）、郁知言《记室备要》（P.3723）、《新集杂别纸》（P.4092、S.5623）、《刺史书仪》（P.3449+P.3864）等。
第四类是专门用于一些特定场合的文范。如放良文、放妻书、祭文、结社文等，以及一批释门文范，如《礼佛文式》（P.3819 等）、《释门应用文范》（S.5957）、《祭文范例》（S.4364）、《愿文范例》（S.4364）等。其中《释门应用文范》包括二月八日文、启请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四门转经文、灯文、临圹文、三僧尼舍身文、亡妣文、脱服文、难月文等。
如以书仪的文学性为标准来衡量，有的学者则将敦煌书仪分为如下三类：仪注型，主要指作品彰示的文书格式，着重体现封建礼式规范，如杜友晋、郑余庆、张敖等人的一些书仪；专题型，指那些承袭魏晋《月仪》之类而又有某种变异、思想内容相对专一的书仪，主要有朋友书仪、释门文范、官牍样式等；实例型，指为书信等写作提供实际例子的书仪类型，其用意不在明示格式，而在于使人从中体会写法，如放妻书、分家书、结社文等。
敦煌书仪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反映了尊卑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岁时文化和浓郁的民情习俗，体现了唐五代士庶阶层的行为、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显现了敦煌社会生活中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影迹。如节日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敦煌书仪对于唐五代各种节日的来源、节庆内容、赏物名称、休假天数等的记载甚为翔实，这在传世史籍中是较少见到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方面某些深层次的东西。
敦煌书仪在文学性上亦颇具特色。作为实用性文字的写作，书仪自然要受到文体程式本身的制约，但它们并不因此而拘泥，不仅把相关文体的格式要求标注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表达方式上殚精竭虑，不少作品显示出相当高的文学水准。许多书仪注重从生活源流中汲取题材，不仅少有呆滞刻板之感，而且不少题旨显得新颖别致，使我们窥察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历史遗闻和富有时代、地域气息的人情世态。如《刺史书仪》围绕封建时代官员候补得替前后的种种情事发态命题，把官员罢任后赴京候缺途中的那种惶惧心理、官员除授新职后四处叩拜的情景描绘得具体入微，活灵活现。
书仪作品语言结构基本上采用骈体，注重文章的辞藻华丽和音乐和谐，一些作品在抒情状物方面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水乳交融的境界。如《朋友书仪》中写仲春二月边地友人之思：“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二处悬心，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蓬，千山起恨。且兰山四月，由结冷而霜飞；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蒲关柳媚，鱼跃莲晖，蜂歌绕翠叶之欢，蝶舞戏红芳之乐。愁人对此，倍更相思，远念朋友，何时可忘？”写景清丽，抒情真挚。
敦煌书仪还富有口语辞色，如“口吊辞”、“妇人吊辞”、“贺正语”、“贺天公主语”、“贺本使语”、“赐物谢语”、“贺破贼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头用语都是在各种场合下的正规用语，由此可揆当时书面语言通俗化的进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寺庙文学作品
敦煌自古为佛教胜地，唐五代时期又是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流行之域，因而敦煌文学中宗教方面的作品数量可观。除以上所介绍的讲经文、变文、诗、词、佛曲等中宗教题材的大量作品外，还有诸多常见体式的寺庙文学品类，如偈、赞和各种佛事应用文等。
偈是梵语“偈陀”（Gatna）的简称，本为佛经以及礼佛仪式中的唱颂词，有时也译作偈颂。佛家偈文于《大藏经》中比比可见，但大多偈文出现在经中或经后，单独成篇者甚少，且语言散化、抽象，又不押韵。而敦煌偈文则多数独立成篇，语言形象、押韵，文学色彩颇浓。
敦煌遗书中的偈颂约有80多件写本，它们反映了释门生活的诸多方面，或诵咏佛祖、净土，或赞扬功德修行，或唱颂出家修道和佛事活动。如《先洞山和尚辞亲偈》（S.2165）：“不好浮荣不好儒，愿乐空门舍俗徒。烦恼尽时愁火灭，恩情断时爱河枯。六通（根？）戒定香风引，一念无生慧力扶。为报北堂休怅望，譬如身死譬如无。”此偈为晚唐禅宗高僧筠州洞山悟本大师良价所作，倾诉了作者对佛理执着信仰和追求的信念。
赞，在我国源远流长，秦汉之后历代有之，如东汉班固《离骚赞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各篇篇末的《赞曰》等。敦煌赞体与此不同，它是由赞佛兴起的，是佛教传入后随着高僧译经的盛行和礼佛的普遍化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起初赞只限于礼佛范围，后来释门佛子也自撰了不少赞文。赞的内容也不完全限于佛门，出现了孝道赞、父母恩重赞、景物赞、景教赞等，不过大量的仍是佛赞。
敦煌赞文内容丰富，或赞佛祖，赞净土和佛典，赞释门三宝，或赞佛子出家修行，赞佛教道场，赞佛教名胜等。如《太子入山修道赞》（P.3065）、《悉达太子赞》（S.5487 、北8441）、《五台山赞》（S.5573、S.5487、L.0278、北8325等10余件）、《游五台山赞文》（S.6631背）、《送师赞》（P.3120）、《净土乐赞》（P.2130）、《金刚经赞》（P.2039）、《法华经廿八品赞》（P.3120）、《开元皇帝赞金刚经》（P.2049）等。佛祖赞大多始于佛祖出家，终于佛祖涅槃，类似长篇佛传叙事诗，以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情节和参差多变的句式，给人以感染和震撼。如《悉达太子赞》中描写释迦救度罗睺母子出火坑情景：“若是世尊亲子恩，火坑速为化清凉。清净如来金色身，多劫曾经患苦辛。今日出离三界内，救度众生无等人。”淋漓酣畅地颂扬了释迦的慈心和神力。
佛事应用文，应用于具体的佛事活动中，数量繁多，宗教实用性很强。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发愿文、还愿文、祈愿文、启请文、礼佛文、礼忏文、礼赞文、戒忏文、庆幡文、庆像文、庆经文、庆钟文、散经文、燃灯文、施舍文、施斋文、散食文、愿斋文、禳灾文、安伞文、道场文、患文、追福文、叹圹文、脱服文、祭僧文、行香文、唱道文、平安文、布施文、转经文、行城文、印沙佛文、回向文、回施文、皈依启请文、布萨文、劝善文、受戒文、十念文、请四方佛文、赛天王文、无遮大会文等等。
这些应用文既有散体，也有韵体，大多语言洗炼，文笔庄重，带有神秘色彩，并注意运用多种修辞方式和表现手法，极尽论说表意之能事，以宣扬释教。如《十愿文》（S.4504 背）：“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三愿国王十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五愿三塗离苦难，六愿百病尽消形。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儿莫杀生。九愿劳行得解脱，十愿法界普安宁。眼愿不见刀光刃，耳愿不闻怨（冤）枉声。口愿不用随（违）心义（意），手愿不杀一众生。总愿将来持弥勒，愿备将当入化式（城）。”通篇紧扣一个“愿”字，并由心而推及眼、耳、口、手，最后以“总愿”作结，通俗明快，朗朗上口。 [nexatpage]
第五节 敦煌学与语言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语言学方面的资料也不少，不仅有关于汉语音韵、训诂、文字的写卷，也有大量可供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语料，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颇具重要意义。
一、敦煌韵书
敦煌韵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按照字音分韵编排汉字的写卷。我国初期的韵书最主要的是成书于隋仁寿元年（601年）陆法言的《切韵》，但可惜该书早佚。
据禇良才的统计、研究，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韵书目前所知有26种，多为唐五代《切韵》系统的写本，少数为刻本。其中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有6种（S.2055 等），使我们得以一窥《切韵》之原貌。该书所存主要是平声、上声韵，分为193 韵，收字较少，训释简约，常用字大多不释。另有一种韵书以《切韵》为底本，在收字和训释方面有所增加，原注之外多半还加上按语，除平、上声外还有入声。又有一种增训加字本《切韵》，其分韵和韵次虽与《切韵》相同，但在收字和训释方面增加内容较多，取材较广。
除上而外，敦煌韵书还有：王仁煦作于神龙二年（706年）的《刊谬补缺切韵》（P.2014、P.2015）；孙愐作于开元二十年 732）的《唐韵》，为迄今唯一所存《唐韵》平声韵写本，收字和训释较前均有大量增加；五代刻本《切韵》，其特点是分韵多，收字广，注释详。
上述这些《切韵》系列的韵书，不仅对于我们考究《切韵》的原貌和中古音系，探讨从《切韵》到《广韵》的发展演变十分重要，而且由于它们在不断增修中还收录了大量口语，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文字、语音和词汇的发展甚有意义。
二、敦煌字书
敦煌遗书中的字书抄本约有百余件，种类多样，既有童蒙诵习的识字教科书，又有解释音义的字典；既有要用杂字的字书，又有刊正字体的字样书，还有解说俗语的字书。
《字宝》，又称《碎金》（S.6204、P.3906等），为唐五代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入字，每声收字词百余条，所录多为民间口语、俗语以及僻字、俗字语汇，其下注以反切或直音，而少有义释。另有《白家碎金》（S.0619），应为《字宝》的节略本。
《俗物要名林》（S.0617、P.2609等），为依据事物名称分类编纂的一种通俗字书，也是敦煌遗书中收录民间口语词汇最多的专著。所谓“俗务”指世俗间的诸种事物，“要名”即指重要常用事物的名称、文字。本卷对于研究唐五代社会生活、习俗和考察当时西北地区方音十分宝贵。
《杂集时用要字》（S.0610、S.3227 等），体制与《俗务要名林》类似，收录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分为衣服部、音乐部、农器部、车部、舍屋部、饮食部、屏障部、彩色部等，编汇而成。
《一切经音义》（S.3469、P.2271等），唐初释玄应撰，为佛经音义书，分经解释词语音义，详注反切。
《正名要录》（S.0388），初唐时期的一种字样书，专门用以辨别形体相近字、别体俗书字，指明正字。
敦煌字书复现了唐代字书多产的原貌，提供了一批地区性字书和通俗字典，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五代口语词、大量俗字和西北方音，大大丰富了文字学和词书史的研究。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佉卢文、窣利文、吐火罗文（A 焉耆文、B 龟兹文）、叙利亚文、希腊文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很多，对于中古时期民族学、语音学、文字学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贡献重大。
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以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为最多，仅英藏、法藏吐蕃文写卷就超过3000件，我国国内藏吐蕃文箧页约万页。这些文书大多写于吐蕃统治时期（786～848 年），也有一些此前此后的文卷。其内容除大量与佛教有关的经典、疏释、愿文祷词外，还有相当多的世俗文献，涉及到吐蕃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敦煌还有一批用吐蕃文拼写的汉文文献，以及《汉蕃对译字书》（P.2762背）、《汉蕃对译佛学字书》（P.2046）等，真实反映了汉藏语的历史语音情况，是研究汉藏语历史和汉藏语比较的可靠史料。
回鹘文是公元9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至公元14世纪左右使用的主要文字，借自中亚粟特文，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书现已刊布的有42件，内容包括各种经文、笔记、文学作品以及从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带到敦煌的公私文书、信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于阗语是新疆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公元 11 世纪以后逐渐消失，成为“死文字”。敦煌于阗语文献大部分已获解读，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医药文书、使河西记、双语词表（汉语—于阗语词汇、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等，对于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粟特语为古代中亚粟特地区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之一。敦煌粟特语文献大多为粟特人来到敦煌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内容有佛经、信札、帐单、诗歌、占卜书和医药文书等。
除藏经洞中庋存的少数民族文献外，莫高窟等石窟中还留下了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不少民族文字的题记，近年莫高窟北区又新发现了一批民族文字写本，实可宝贵。
参阅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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